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明确提出了“构建产业新体系”的目标和任务。那么，如何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开好“构建产业新体系”这个头呢？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请他就构建产业新体系的意义、方向、原则、重点等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理解《建议》中提出的“构建产业新体系”这一概念？
　　
　　赵昌文：“产业新体系”这一概念虽然在学术界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名词，但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应该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此前，“现代产业体系”或者“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提法更多一些。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201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浙江考察并主持召开七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再次强调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产业新体系”呢？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产业新体系作为一个目标，从理论上可以表述为：能够适应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方向，充分发挥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结构合理、层次明确，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如果我们把产业新体系作为一个任务，实际上可以从不同的具体方面进行表述，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了“五个方面”：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构建产业新体系”的重大意义？
　　
　　赵昌文：我的理解是，《建议》提出“构建产业新体系”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寻求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出现了速度变化、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三大基本特征，而动力转换是最根本的。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已经或正在衰减，特别是2012年左右中国的工业化整体上进入到后期阶段以后，不少工业部门的需求峰值已经或者即将到来。按照国际上的一般经验，进入工业化后期时，还需要约1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基本完成工业化，这和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前后“工业化基本实现”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工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占全社会投资约1／3以上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加之房地产投资趋缓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压力加大，所以，传统的“投资”引擎已经动力不足。要重新焕发投资的活力，必须在传统产业部门的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过程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其次，构建产业新体系是主动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绝大多数产业部门都经历了从严重短缺到供求平衡再到产能过剩的周期，产业规模的扩张是过去中国经济的主旋律。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范围很广、程度很深、化解难度很大的严重产能过剩。与此同时，在相当多的产业部门中，我们所需要的高端产品却还严重依赖于进口。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孕育兴起，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巩固或者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相继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等。
　　
　　制造方式的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将使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进一步削弱。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到2020年，美国在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可能最多会有30%改在国内生产。同时，以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利用其更低的成本优势加速工业化进程。所以，中国的产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压力和巨大挑战，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一个是在需求的“天花板”和成本的“地板”之间的夹缝，另一个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夹缝。应对挑战的根本出路在于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大力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互动，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同时，加大制造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的商业模式创新，即“构建产业新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建议》对“构建产业新体系”共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如何理解这些内容的核心？
　　
　　赵昌文：《建议》提出的五个方面内容，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核心是进一步提升工业、制造业的竞争力，如“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等，都是着眼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如果我们对照2015年上半年发布的被普遍关注并称之为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构建产业新体系”与这一战略完全是一致的。在《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提出的指导思想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还明确提出了“五大方针”，即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人才为本：“九大任务”，即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十大领域）；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应该说，中国制造业在“十二五”期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按照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差距还非常巨大。关于“十二五”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可以用数量扩张和结构转型并存来概括。一是形成了量大面广的制造业生产基础和制造能力；二是形成了若干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三是一些领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在大幅度提升，中国制造的名片和含金量逐步得到国际认可。差距仍然表现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缺乏，标准、品牌和质量管理水平的落后，等等。所以，“十二五”期间提出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目标，客观地讲，还需在“十三五”期间继续努力。
　　
　　面向未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任务艰巨。实际上，转型升级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英文中“transformation”，本意是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部门。高生产率的部门意味着高质量、高效率、高附加值、高竞争力。按照“四高”的标准来看，未来中国制造业要和中国经济一样，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换言之，价值链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附加值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技术水平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竞争力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此外，除了构造新型制造业体系、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外，还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这些都是重点要做好的。
　　
　　中国经济时报：你个人认为“构建产业新体系”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别强调？
　　
　　赵昌文：我个人有以下几个观点希望借此强调一下。一是在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要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对立起来。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改造包括通过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低环境污染，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益。中国大量的制造业部门是传统工业部门，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很大，也是制造业部门转型升级的主战场。其实在传统产业领域中孕育着巨大的新兴产业机会，很多新兴产业都不是从一个完全新的、空白的领域中产生的。
　　
　　二是要把生产创新和服务创新结合起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制造的过程就是服务的过程已经成为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新联动起来，可以更好地优化制造业生产过程，改善制造业的商业模式，降低制造业的成本水平。如成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法国施耐德电气，经过多次转型，已由制造企业成功转型为全球能效管理专家，为100多个国家的能效及基础设施、工业、数据中心及网络、楼宇和住宅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中国一些企业，如海尔也正在经历从传统制造业企业向创新平台的转型过程。
　　
　　三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一般来说，在产业发展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政府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进入的初始成本，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深圳，出现了华为、中兴通讯、腾讯、华大基因、光启研究院等，在浙江出现了阿里巴巴等创新型企业。当然，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政府的作用可以有所不同，传统产业主要是基于过去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来的，对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的衰减，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改造、提升这种优势，通过转变政府职能，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培育新优势、新动力。而对新兴产业，面对其自我成长能力较弱的特点，政府前期的适度扶持有利于其发育成长，如可以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政策，加强金融财税支持，激发市场需求，降低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性风险，但绝不能代替企业制定具体的技术路线，这一点是一定要把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