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至2015年，国家先后出台了4项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随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颁布为标志，2014年可谓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元年。以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标志，2014年同样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起始年。继长江经济带写入2014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后，国务院2014年9月25日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提出将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标志着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在前后经历了由环渤海经济圈（1992年）到京津冀一体化的长时间酝酿演变过程之后，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2月26日在北京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做出重要指示为新的历史起点，到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着酝酿许久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行动层面终于有了“指南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又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上述上升为国家级的四大区域发展战略从表面上看各自出台的时间不同，涉及的区域不同，但并非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战略，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点，本文分析如下。
　　
　　一、四大战略构成新常态下新经济增长点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长达30余年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从2011年开始转入经济中高速的新常态。新型城镇化战略、“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调发展正是新常态下保持和促进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四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首先，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城镇化早在2012年就基本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到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4.8%。然而这是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我国2014年的城镇化率只有36.7%，二者之间18.1个百分点的差额，即2.7亿农民工。这些农民工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了，但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并没有完全享受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考虑到这种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的因素，我国目前真实的城市化率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至少要低10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较低、速率较慢，特别是大量处在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状态的农民工的存在，衍生出6000万留守儿童和3000万流动儿童、5000万留守妇女和5000万留守老人以及民工荒和春运潮等问题，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威胁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正因为如此，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则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其次，从对外开放的发展来看，30年来的沿海开放，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耿耿于怀，不断通过对贸易结构的调整及规则的重塑，试图从多方面限制中国的发展。正是为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新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再次，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沿江9省市（青、藏除外，下文同）的43个地市。该经济带是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高密度的经济走廊之一。该经济带国土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早在1995年人口就有2亿多人，GDP总计1.4万亿元，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27%、44%、62%和全国的4%、18%、25%，其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人均GDP分别为沿江9省市的1.6倍、2.3倍、1.4倍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的4.5倍、6.2倍和1.4倍，在沿江9省市和全国的经济地位及作用日益突出，早已成为继珠三角经济圈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增长极。长江经济带再次被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必将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京津冀总人口1亿多人，土地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京津冀两市一省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协同发展，也必将继长三角经济圈之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又一新的增长极。
　　
　　二、四大战略共同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要求我们从过去片面追求GDP的数量型增长转变为注重经济结构优化的质量型增长，其中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改善、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无疑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而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均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以致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降到3倍以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非农业部门就业并实际上转变为城市居民，不仅其工资收入水平会有大幅度提高，当越来越少的农业人口户均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多并达到规模经营的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才能逐步消除。
　　
　　而“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地区，也主要经过西部地区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所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开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而且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升级版，对于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从而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而疏解非首都功能，就要通过严控人口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的方式，调控北京市人口规模。此外，会议还明确了，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抓紧开展试点示范，打造若干先行先试平台。
　　
　　而新型城镇化本身也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对这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协调和融合作用，能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引领服务业提速增质，释放长江经济带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消费潜力，促进产业在长江经济带有序转移，消化过剩产能，安置剩余劳动力就业，从而不仅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而且有助于通过产业转移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大幅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自我发展能力。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实现的城市群之间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城市群内交通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助于促进长江沿岸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推动形成长江经济带分工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四大战略合力拉动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城镇化战略虽然强调以人为核心，重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但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过程离不开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就此提出了六大方面的发展指标：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的比例，要从2012年的45%提高到60%；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要从目前的81.7%左右提高到90%的水平；城市污水处理率从目前的87.3%进一步提高到95%的水平；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也要从84.8%达到95%；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从现在的4Mbps的水平提高到50Mbps以上；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覆盖率，从目前的72.5%到实现全覆盖。未来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到2020年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普通铁路网覆盖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快速铁路网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普通国道基本覆盖县城，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民用航空网络不断扩展，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0%左右的人口。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2014年3月19日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培训班上指出，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巨大，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何立峰在2015年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而言，将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言，西北东北将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内陆将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
　　
　　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李吉平透露，已建立涉及60个国家总量超过900个的项目“一带一路”的项目储备库，涉及投资资金超过8900亿美元。而在已签署的近50份协议中，涵盖的领域包括煤气、矿产、电力、电信、基础设施、农业等。已实施的项目数为22个，累计贷款余额超过100亿美元。而据兴业证券测算，亚太区域未来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潜在空间巨大。
　　
　　未来5年长江经济带将建成横贯东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其中包括高效的铁路网络，形成以沿江、沪昆高速铁路为骨架的快速铁路网和以沿江、衢（州）丽（江）、沪昆铁路为骨架的普通铁路网；便捷的公路网络，形成以沪蓉、沪渝、沪昆、杭瑞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覆盖所有县城的普通国道网，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发达的航空网络，形成以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和重庆、成都、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京、杭州等区域航空枢纽为核心的民用航空网；一体发展的城际交通网，形成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为骨干的城际交通网，实现中心城市之间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1—2小时交通圈。
　　
　　国家发改委从中央预算内投资中设立专项，用于补助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相关项目建设，着力提高长江干支线航道通过能力。
　　
　　由此可见，四大战略的实施都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共同拉动国内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四、四大战略同以大城市（群）发展为依托
　　
　　新型城镇化虽然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不等于同步发展，而是要根据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以及资源禀赋，彼此按照一定的比例和权重均衡发展。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布局和“集中—均衡”的原则，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要以城市群为依托。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我们正在编制中的城市群规划，将重点打造20个城市群。其中，重点建设5大国家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5大城市群；稳步建设9大区域性城市群（国家二级城市群），包括哈长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9大城市群；引导培育6大新的地区性城市群，包括呼包鄂榆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
　　
　　“一带一路”战略同样要依托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谈及内陆地区“一带一路”建设时，强调要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在谈及沿海和港澳台地区一带一路建设时，强调要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这些基本上涵盖了上述正在编制的国家城市群规划中拟重点打造的20个城市群。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涉及的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也大都包含在上述城市群之中。
　　
　　长江经济带除了布局提升黄金水道功能和打造综合立体交通，还将以沿江综合运输大通道为轴线，以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以沿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促进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协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联通，优化空间布局，推动产城融合，引导人口集聚，形成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从各自都依托城市群发展的角度看，上述四大战略是完全一致的。
　　
　　五、四大战略均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为此提供资金保障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组建，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全球经济政治的空间布局和活动方式及其流向，为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正以为如此，“一带一路”战略有近60个国家参与支持。这意味着，在欧亚大陆上至少有一半的国家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参与，愿意参与的国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一战略的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也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若按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从2015年起，世界进入中国世纪。不仅如此，斯蒂格利茨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和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两个判断之间的逻辑联系似乎不言而喻：既然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即使按现行汇率测算还只是世界第二，但按目前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越美国已为期不远），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引擎，那么，中国的城镇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自然也就会改变世界的进程。
　　
　　具体地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城市在国家及全球的地位更加重要，成为在国际竞争力背景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城市的发展成为区域与国家发展的主要引擎，城市之间的竞争，也从国内走向国际。所以，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而成长壮大和崛起的大城市（包括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以及世界级城市群），在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四大战略对国内区域经济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与此战略相关的大城市的积聚和辐射作用才能实现。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还将成为中外城市化经验交流的媒介。一方面，中国借“一带一路”输出城市化经验。据参考消息网2015年4月28日报道：澳大利亚商业旁观者网站4月27日刊发题为《中国对邻国最重要的经验》的文章。文章称，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中国在许多方面打头阵。中国城市化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投资是一项经过考验而且被证明是可行的政策，该政策能够刺激增长、创造就业和推动中国城市之间的资金流动。而“一带一路”新战略的核心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机场、铁路和港口设施，这将为城市化进程铺平道路并加速这一进程。中国将利用自己的经验，通过诸如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载体向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投资能加速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另一方面，中欧城镇化将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2015年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上说：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国际合作的标杆。欧洲和中国同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率先完成的城镇化提供了工业化时代的样本，中国正在推进的城镇化将形成信息化时代的新模式。要把中欧城镇化合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中方企业参与“容克投资计划”，共同打造中欧城镇化合作平台，携手推动中欧城镇化合作继续深入发展，为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做出新贡献。“一带一路”建设必将成为中亚、中欧城市化经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六、结束语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首次提出在新常态下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并将其作为2015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主要任务之一。会议强调，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不懈地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表面上看，中央似乎把几个不同的战略并列在了一起，实际上这些战略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共同构成区域总体发展战略。
　　
　　本文以上的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所确定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高度耦合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乃至西部大开发之间，也都是相互交叉、彼此融合、高度一致的，不能把它们彼此孤立起来或割裂开来，在政策理解和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要全面地把握其内在的联系，处理好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