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背景
　　
　　（一） 我国经济 “新常态” 的大背景
　　
　　当前， 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经济增长趋稳， 经济约束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供给方面， 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进入快速上升期，主要依靠继续扩大要素投入量拉动经济增长已不现实。需求方面， 国民经济均衡增长与消费需求增长的要求不协调， 消费率长期偏低， 而由于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 投资需求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同时， 国内经济各方面升级动力不足。首先，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不到结构升级的需求； 其次， 我国产业结构上的 “反效率” 配置虽已开始扭转， 但产业间的效率落差未能被充分利用； 最后，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上升结构性扭曲。
　　
　　（二） “一带一路” 战略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 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首先， 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转移产能将成为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例如，哈撒克斯坦政府提出了“光明大道” 经济振兴计划， 重点建设基础设施， 这无疑会给目前我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的钢铁、 水泥、 平板玻璃、 电力等行业提供发展机遇。 ① 其次， “一带一路” 战略将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行业及特定行业上下游之间的投资范围，通过共商共建各类产业园与集聚区探索新的投资合作模式， 从而创造出我国与沿线国家间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最后，向沿线国家转移传统制造业产业所带来的生产要素重组效应将加速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
　　
　　（三） 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国外压力
　　
　　其一， 发达国家 “再工业化” 政策所带来的压力。金融危机后， 发达国家开始推行以 “本土先进制造业” 、 “战略新兴产业” 和 “低碳经济” 三大支点为基础的振兴战略， 促使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加强了发达国家对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的垄断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分工环节的控制。其二， 随着我国逐渐丧失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相对价格优势， 国际代工的重心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这一趋势与发达国家的 “再工业化” 一起构成了对中国制造的 “两头挤压” ， 严重影响了我国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基础。其三， 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即将爆发， 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研发优势使其更容易抢占制高点，从而建立发达国家主导的 “国际标准” ， 成为未来科技革新与产业革命红利的主要收益者。
　　
　　二、 我国制造业产业的现状
　　
　　（一） 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对我国制造业的测度
　　
　　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深化，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融入全球经济、 实现技术进步的契机； 另一方面， 也面临着价值链地位固化和贫困化增长的风险。邱斌等 （2011） 通过分析我国 2009—2011 年 24 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得出结论：全球化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积极影响在以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刘磊 （2013） 测算了我国制造业 1992—2007年的垂直专业化指数， 结果表明， 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垂直专业化指数越高的行业，其国内技术含量越低。张艳辉（2010） 通过分析 1995—2007 年长三角地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得出全球价值链的不平等地位将抑制落后区域的产业升级的结论。
　　
　　综上所述，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后， 并未能充分利用其中的机遇，且已经开始面临来自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升级压制。
　　
　　（二） 与生产性服务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
　　
　　欧美的装备制造业已然摆脱以产品为主的传统发展路径， 进入 “后工业时代” ， 依靠品牌经营及专业解决方案等非制造领域的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市场。 ② 而中国由于缺乏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还不能算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楚明钦 （2014） 基于 OECD 投入产出表的数据， 对 G7国家和印度、 巴西、 中国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要高于发达国家，但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却较低，这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程度较低。李刚 （2012） 对上海的装备制造业进行了调查问卷分析认为， 上海装备制造产业仍以大规模量产为主要特征， 虽正在向依靠服务、 综合竞争优势的较高阶段演进， 但尚未进入创新引领的高级发展阶段。
　　
　　三、 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 全球价值链模式的战略与启示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如何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实施以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为主要目标的转型升级战略， 同时完成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 立足产品框架进行多点嵌入， 促进区域整合与行业互动。制造企业可以从主价值链下的零部件子价值链或与主价值链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关联价值链入手，以迂回的方式攀升价值链。同时， 将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则通过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利用产业转移延长和拉伸在国内的价值链， 实现不同环节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互动， 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 ①其次， 重视本地市场， 移植 “高端” 价值模块。当本地区具有足够的市场规模能够支撑起对高端环节的消费时， 政府可以利用政府采购、 渠道管制、 反垄断等政策手段， 或以开放市场为条件，要求跨国公司将高端价值模块或环节转移到本地区。这些模块将作为本地企业进行知识获取和吸收的跳板， 培养所需的人才队伍， 同时利用价值链的本土化优势， 结合当地的技术平台， 形成本地企业吸收和转移高端知识的桥梁。
　　
　　再次， 关注价值模块变迁， 重视技术本地化。要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演化趋势，积累模块内部和模块间的相关知识， 寻找和把握价值链动态调整的机会， 或是通过链主企业剥离的模块获取升级机会，或是在模块分离时利用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进行再造和重组。同时， 注重产品开发， 锻炼整合多种熟练技术使其应用于一个新产品构架的能力；改造进口产品和技术， 以便更好地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最后， 利用大国优势， 编织多元化国际网络。一方面， 中国相对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有利于发挥行业之间的循环互动作用， 另一方面， 大国的经济环境为发挥规模经济提供充足的空间， 促进了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产业转移， 同时规模经济的自我强化有利于形成进入壁垒。此外， 中国也可以利用其国际上的地位， 引导企业主动发展国际客户， 向双向依赖关系方向转型。如此编织而成的多元化国际客户网络也能够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多的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通道。
　　
　　（二） 具体政策层面上的思考
　　
　　首先， 地方政府首先应打破行政壁垒， 推行地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构建自主价值体系的 “雁行” 模式和跨区域协同机制。一方面， 积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 国内代工企业增加国内采购的比重， 鼓励企业间的深层次合作， 以提高本地区国内附加值比重； 另一方面， 加强省际之间的合作， 以上海等一级城市作为 “雁首” ， 负责与国外的一级分包企业直接对接， 承接一揽子、 综合化的外包服务， 提供价值整合平台， 形成资源整合和辐射效应。
　　
　　其次， 吸收和引进高溢出性和高关联性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国内经济较发达地区应将制造优势与人才优势相结合， 率先发展高溢出性和高关联性生产性服务集群。可利用上海等地的自由贸易区先行优势， 降低服务业开放和贸易的壁垒， 结合特殊政策， 建立服务外包基地， 实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协同发展。同时， 加强对服务业的监管， 保障国家利益以及金融安全与产业安全。
　　
　　再次， 面向全球构建多层级生产网络的核心枢纽。由政府引导、 企业出击， 积极与发展中国家的开展合作， 寻找价值实现的薄弱环节， 发现新的价值驱动因素， 形成有利于中国企业的价值链治理结构， 实现产业的高端转移。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利用原有的中间枢纽地位实施深度嵌入战略， 构建起服务全球价值链中枢系统运行的强大综合配套能力，包括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与之充分融合的生产性服务体系。
　　
　　最后， 组建跨国技术战略联盟， 开展深层次价值链合作。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实施税收优惠、 提供引导资金、 土地租金减免等措施， 鼓励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在研发设计、 市场开发、 品牌渠道方面发展战略联盟， 以更为直接地获取有关技术和全球市场的变化信息； ② 注重在创新环境上提供便利的基础条件和健全的法律环境，如建立区域性公共技术平台、促进技术交流共享等。同时， 加强人才吸引力度，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促进科技成果的合法转移、 推广及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