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技术变革新潮流、国际贸易投资新秩序和区域间竞争新范式，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理论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和技术突破的前沿阵地，长三角尤其是上海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思路方面，既面对挑战，也必须寻求新的突破。
　　
　　一方面，随着长三角工业结构的日益完备、产品内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结构思维除了在“应当发展高技术产业”层面提供笼统指导外，很难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由于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的一体化，以及新兴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转变，传统价值链理论对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义也受到冲击。
　　
　　由此，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有可能为长三角尤其是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具政策指导意义的理论。
　　
　　智能制造领先地区
　　
　　如果说在上一轮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投入品是钢铁、电力、装备、芯片等，那么数据资源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投入。相应地，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将因建构于共同的数据平台而变得边界模糊。
　　
　　就此而言，在“十三五”及未来更长时期，长三角尤其是上海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应当进行系统性调整，增强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其要点包括：
　　
　　一是推动从重视硬装备开发到重视软系统建设的转变。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企业调研中发现，虽然长三角地区在智能制造相关的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智能仪器仪表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产业基础，但对数据要素的重视并不够。这制约了高端装备产品品质（如产品稳定性）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端装备产业的持续发展。
　　
　　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上海应率先培育类似西门子、通用电气这类提供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集成企业，加强数据要素的积累和开发利用，促进制造装备、工艺、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成为我国制造业智能化的领先地区。
　　
　　二是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和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渗透融合。在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智能装备、智能生产、智能工厂等不同层次智能制造系统的推广应用，最终形成基于物联网的数字物理系统，应成为长三角推进智能制造的重要方向。
　　
　　三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相比核心要素、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的演变，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过程中新旧利益集团的博弈更为激烈、漫长。然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过程顺利与否，直接影响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效率。在此过程中，过去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很可能会成为新型产业组织成长的阻碍。因而，诸如行业准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政策等，都需要更积极主动地与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相匹配。
　　
　　国际分工规则制定者
　　
　　新形势下，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寻求新的结构维度和发展方向。产品架构和集成能力概念，为上海如何掌握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产品提供了重要视角。
　　
　　产品架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端是“模块化”，另一端是“一体化”。“模块化”产品的零部件基本符合标准化的设计、具有通用性，零部件之间的接口和界面被清晰定义。这种架构的产品装配不需要复杂的工艺技术。而“一体化”架构下，零部件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被调整到最优程度，才能发挥出产品的整体功能。基于产品架构和技术集成能力概念，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应注重提升以下几方面能力：
　　
　　一是提升集成企业在供应链上的知识垂直整合能力。要合理利用顾客和供应商这两大力量，将顾客意见和供应商参与，融入企业的产品设计和开发之中，鼓励建立更为密切、长期的合作关系。
　　
　　二是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新兴智能装备和生产的智能化，强化了产品的一体化架构和技术的复杂度，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复杂产品开发能力的重要载体，应当成为重点关注的领域。
　　
　　三是提升制造业跨国发展能力，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从国际生产体系参与者走向国际创新体系参与者甚至构建者，是上海制造体系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通过经营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尤其是获取技术、品牌、研发要素等战略性资产，提升全球范围生产布局能力，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应该是上海制造业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四是依托本土优势，提升产品架构设计能力，努力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参与者甚至规则制定者。例如，在发展智能制造的过程中，可积极吸收全球领先企业和高端人才的广泛参与，创造性地集成德国工业4.0相关架构和美国工业互联网相关架构，稳步推进相应技术标准建设和关键模块技术突破，从而抢得先机、把握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