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面向“十五五”的宏观经济形势研析

美国这次针对全球的关税战，在短期内会对中国的很多企业行业带来冲击，这个反应是连锁性的，而不仅仅针对出口的产品和企业。因为在出口产品和企业的背后，都有一条供应链产业链支撑，这些链条上的企业和产品会受到连带影响，所以短期内必定会承压。但从长期趋势来看，这恰恰有可能转换成做大国内大循环的一种动力，也将有助于当前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

从表面来看，关税战是特朗普引发的，但我们不能仅从特朗普个人来看。假如上台的不是特朗普，可能关税战改变的也只是形式和方式。特朗普2.0版的这些招数是高度不确定的，仿佛在打乱仗、出昏招，全球的感受也是一样的，这是特朗普的策略问题。但是关税战背后的逻辑是清晰的，也就是说，从战略的角度是确定的。

在科技领域，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实行贸易战，拜登政府对中国科技实行的是围追堵截的科技战，其重点在于拉同盟，建立统一战线，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将中国的科技水平限制在中低端，确保美国在中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不被超越；而在其他方面，美国仍与中国保持接触，例如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仍频繁访华。

令美国出乎意料的是，从去年甚至前年起，中国的手机产业突破了美国的封锁，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端手机品牌异军突起。今年春节期间，DeepSeek的横空出世更是改变了全球AI领域的生态，影响之大，甚至让美国的科技股一夜之间蒸发了很多，这种影响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在于其成本的实际降低。中国在AI领域的成本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以往，AI技术的大模型主要被大国、大企业以及有钱人所掌握和应用，而如今已经成为小国家、小企业乃至普通人都能轻易使用的平权性技术。平权意味着门槛的降低，颠覆了整个行业发展的生态，这种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特朗普团队也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已经嵌入全球经济当中，中国的产品已经销售到世界上200多个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是全球性的，不仅仅局限于中美之间。因此，单独针对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远远不够，要改变二战以来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只有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贸易秩序、经济秩序、投资秩序、金融秩序，才有可能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战术上，特朗普的具体招数像是打醉拳，外行人或许会觉得是喝多了酒，东倒西歪毫无章法，内行人看则是形醉意不醉，看似不那么专业的昏招背后，其战略上的底层逻辑是确定的，而且是前后一贯的。因此，我们不能仅凭表面现象来判断，认为所有问题都源自特朗普个人，一旦他下台，问题就会烟消云散。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换一种执政方式，问题或许会更为严峻。特朗普的这种非专业式打法，反而可能为中国带来更大的机遇。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时期那种全球统一战线、团结盟国专门围堵中国的方式，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挑战。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指出，特朗普的首要意图是改变甚至颠覆现有的金融秩序，以解决制造业回归的问题，减少贸易赤字，并减轻财政的债务负担。特朗普的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误导，把美国进行关税保护等同于闭关自守，认为是典型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行为。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不能仅从美国的表面行为来看，需要结合中国与世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背后的逻辑，探究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战术和政策虽然有差异，但都不会偏离美国的战略目的。因此，我们不能幻想四年后特朗普离职就能带来中美关系的根本好转。

我们追求的全球化，是一个在经济、文化、价值观等多方面都能体现中国贡献与影响力的新型全球化。如果中国所倡导的文化，以及几千年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能够得到全球的广泛认同，那么将标志着中国真正强大了。当世界各国不由自主地学习甚至模仿中国时，就如同历史上的唐朝时期，那将是中国真正强大的体现。

基于国内视角审视的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只是一个局部。中国经济处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如果没有能力去调整全球经济循环中中国的收入分配份额，而仅从局部进行调整，是没有多少空间的。

 

中国的经济形势必须放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之中，放在全球框架中观察。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那么类似的，还有一句话对于分析短期或长期的经济形势也是实用的，就是“大国无内政”。这句话的含义体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科技领域也日益增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发展不再局限在国内，而是在全球，大国的内政超越国界。这不只是影响力意义上的，而且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意义上的。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中国的一举一动，中国的所有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其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其着眼点不应只是国内。

当前，防风险的概念应当说已经形成，风险意识也在增强。但很多人更多的是将风险视为一种观察研究对象，而没有把防风险当成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这需要更新观念。自上世纪90年代起，笔者就研究财政风险，后来研究公共风险，发现“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基于事实，即问题变成了一个既定事实，去考虑、分析、解决和应对。而风险是潜在的问题，尚未变成事实，但存在一定的概率会转化为现实问题。在面对风险时，我们需要采取应对措施，提前准备。这就需要具备前瞻性的思维和战略性的考量，即“风险导向”思维，不能等到问题出现后才匆忙应对。

有时候，这种风险思维是出于本能，比如在面临追责问责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权衡风险，如果采取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大，那么可能会选择不行动，或者采取更为谨慎、稳健的行动方式。这种风险权衡是基于部门职责和岗位责任的一种本能，是身体力行、自然而然的做法。然而，若要在大变局中争取战略主动，往往在决策过程中就需要引入风险思维模式。当前我们更多的是在进行“应急决策”。文件堆积如山，会议频繁召开，往往都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问题一旦出现，便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不得不立即召集会议，甚至彻夜讨论，部门间紧急协调，文件往来频繁，大小会议不断，所有人都在忙碌中度过，处于一种应急状态。处于这种应急状态正是因为要应对已经演变为事实的问题，而用风险思维去思考大变局，则可以从容谋划和应对。当政府部门不再频繁加班，显得较为从容时，则意味着很多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也标志着决策方式的转型。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的演变是具有加速度的。例如，在小农经济时代，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大生产使得社会百年一变；而进入信息化、数字化乃至当前的智能化时代，则是十年一变。这种加速度意味着，在原先变化缓慢的时期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的环境。因此，一些法律制度和基本规则需要迅速进行调整。如果跟不上这种变化，不确定性和各类风险就会凸显出来。制度的更新往往比较缓慢和滞后，在过去变化缓慢的时代，还可以较为从容地进行调整，但现在则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

观察当前所暴露的问题和风险，就业最为突出，新型就业形态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人数已超过1亿人。这一群体既不符合传统雇员的模式，即社保以单位为基础，单位缴纳一部分，个人缴纳一部分；也不等同于个体工商户，后者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以依赖平台的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的劳动虽受平台管理，但并非全面管理，因为他们不属于平台雇员。因此，现行劳动法无法直接适用，建立在企业基础上的社保制度同样难以覆盖。这一群体的社保和劳动权益保护问题面临困境，若将他们纳入雇员体系，作为平台员工对待，平台将因无法承受高昂成本而难以为继；若将他们视为个体工商户，任由其自行解决，则又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方面的法律还存在空白，这一群体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劳动权益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简单地参照传统的劳动法来进行判决，而无法根据新型就业形态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因为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只能依据旧的法律来处理这些新的案例和纠纷，这显然是不匹配的。如果不加快制度创新，我们面临的这类问题和风险将会越来越多，这与我们扩大内需、促进内循环是相关联的。

用风险思维来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及面向“十五五”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和认识经济增速。经济增速是经济内外循环的一个结果，仅从这一结果来看，我国5%的实际经济增速放眼世界都很亮眼，但这其中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呈现出一个问题：宏观数据很好看，但微观感受有温差。这种温差实际上就来自于名义增速。

 

按照设定的2035年的战略目标，我国平均经济增速需要达到4.76%，落实到当前则应达到5%以上。“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速要跨上5%的台阶，才有可能实现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个区间概念，从人均GDP2万美元到4万美元，取其中间值3万美元来计算。当前我国人均GDP为1.34万美元，显然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离这一目标还有10年时间，按照人均收入增长达到3万美元相当困难。这只是一个静态计算的目标。从动态来看，高收入国家门槛每年会增长4%，2024年的新标准是人均GNI超过1.4万美元，显然我国人均收入增长必须超过4%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然，只能在高收入国家门槛边徘徊。

对于应该保持怎样的经济增速，笔者的观点是名义增速必须达到5%，这是一个风险临界点，名义增速达到5%以上，各种风险就会收敛。

当前，地方政府的压力有一部分来自于必须偿还10%的法定债务存量和利息支付。另外还有无息债问题，即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拖欠（包括工程款拖欠、政府购买服务拖欠等），有的可能在疫情期间就形成了并逐渐累积。这些拖欠在经济循环中形成了一个连环债，政府拖欠央企、国企，国企拖欠民企，民企拖欠工资。当然也有房地产领域大民企拖欠国企央企的情况，是房地产风险的传导。这种连环债在经济运行中就像一根绳索，缠住了经营主体的手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犹如一艘船在前进中被一根绳子缠住，越跑越慢。这类债务不能形成资产，也不能促进增长，只会起反作用，属于纯风险。从风险看，这类拖欠形成的无息债是比有息债更大的一个风险源，应优先解决。

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和国家治理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央地财政结构不合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约束。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出现缝隙甚至坍塌，国家治理失灵的风险将会大大上升。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进行财政改革？其核心问题除了改革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还有央地财政关系，即财政体制，涉及央地财政结构。当前央地财政关系的主要问题不是在收入侧，而是在支出侧，体现在中央支出占比太小，地方支出占比太高。

从结果上看，央地财政关系的问题实际表现为三个不等式：第一，全国地方财政支出大于全国财政收入，即全国的财政收入全部给地方实际上还不够；第二，中央转移支付大于中央本级收入，即中央本级收入全部转移给地方还不够；第三，地方债务规模大于中央债务规模，地方付息规模大于中央付息规模。

“三个不等式”反映出央地财政结构扭曲，这意味着宏观调控依赖于地方，宏观政策的传导实际上决定于地方的行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由地方支出行为扩张来决定的。当前，从一本预算来看，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约86%，中央只占14%；从两本预算来看，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合在一起，地方占90%，中央只占10%。这说明财政支出的大盘子在地方，取决于地方行为及其反应模式。在当前严格的债务约束下，地方支出能否扩张？特别是当下地方现金流很紧张，地方支出扩张尤为困难，而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恰恰就取决于地方的支出扩张能力。

现在特朗普政府突然加码关税战，对预期的扰动很大。这该如何应对？应对的举措也事关投资者的预期、消费者的预期、高中低收入群体的预期以及政府官员的预期，等等。预期体现在各个层面，有差异，也有一个普遍的预期。这就像打仗一样，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胜仗就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对提振士气非常有用，改善预期是一个道理。

如何加大支出强度？这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支出不少用于还本付息，这样的支出是没有乘数效应的，相当于钱回到债权人手里，于是有些回到银行手里，银行的钱又淤积在那里借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扩张支出，逻辑上就遇到了难题。地方在严格的债务约束下难以扩张支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难以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