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多年探索实践，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投融资能力不断提升，享受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稳步加大，孵化基金总额持续增长，但孵化器总收入中的投资收入、获得孵化基金投资的在孵企业数量、在孵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额却跌宕起伏。

《2020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孵化器获各级财政资助额、全国孵化器孵化基金总额，较2018年均有增长；但全国孵化器投资收入为23.2亿元，较2018年降低12.5%；获孵化基金投资的在孵企业为10117家，较2018年下降11.8%；在孵企业累计获风险投资额2606亿元，较2018年下降5.4%。

当前，推进创业孵化与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提升孵化器投融资能力依然任重道远。

难题集中在哪？

在广东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周木堂看来，广东对创业孵化与金融融合发展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政策支持体系有待完善，孵化基金规模有待扩大，风险投资对在孵企业投资力度有待加大等。这都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在日常工作中，武汉岱家山科技企业孵化器总经理助理周顺喜也体会到，许多孵化器不能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在孵企业的积极性。适合在孵企业的融资渠道少并且融资成功率较低。投融资服务手续依然复杂，需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功能，使企业授信额度评估数据化、网络化、便捷化。

“单个孵化器在孵企业大多体量小、数量有限，对金融机构吸引力有限，能进入它们法眼的更少。”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秘书长何静表示，“而且大多数科创企业的精力放在研发产品、开拓市场上，财税记账都外包，无需贷款融资。银行去做金融产品宣讲时，如果对接的人没有战略眼光，就难以遇到需金融产品的企业。”

君紫投资创始人兼董事长秦君则直言，目前国内部分创业孵化载体还是传统的房租或服务费的盈利方式，缺乏能力帮助企业与科技金融合作；在孵企业由于缺少有形和无形资产，很难满足传统银行的贷款要求。

问题如何解决？

如何突破这些难点，实现创业孵化与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

周木堂表示，下一步，广东将在孵化载体运营评价后补助政策中，加大孵化基金设立和投融资情况的考核力度。鼓励地市对与孵化载体共建孵化基金的金融机构给予补助。鼓励政府出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创新创业基金，对面向在孵企业的创业投资加大风险补偿力度。

在周顺喜看来，每个创业孵化载体均可设科技金融服务专员，派驻科技金融业务员到企业当“融资顾问”。“建议对科技金融工作站服务绩效进行考核和奖励；建立武汉市科技金融工作站投资机构联盟；建立科技金融工作站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保险机构服务名录，每年发布服务大数据，实施服务企业数、融资金额等排名。”

他还建议，借助新近设立的武汉市科技金融服务工作站，进一步优化专利质押贷款、创业企业股权质押贷款、投贷联动等融资渠道和操作流程，提高在孵企业融资成功率。

这些建议中，许多得到从业者的认同。在何静看来，每个创业孵化载体都至少有一个专业人士围绕企业发展难题和需求，做针对性解决；要做好服务的精准化，不求活动规模、体量，而求服务成效。

秦君则建议，提高创业孵化载体从业人员业务水平，推动国内创业孵化载体的转型升级，从传统孵化载体向新型孵化机构转化。此外，大力发展股权类投资和科技创新服务企业，通过中介机构的高效运作，帮助在孵企业与科技金融机构实现合作。

“孵化载体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陪伴者和前线力量。”武汉海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琦琳表示，“强化财政资金的引导职能、丰富金融产品种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助推创业孵化机构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动能的有力手段。”

在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黎明看来，创业孵化与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第一个层面是传统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它可以成为吸收股权资金的窗口、在孵企业股权交易的平台、在孵企业融资的信息平台，要充分发挥孵化器在孵化企业融资中的重要作用。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双创示范基地是创业就业的重要载体，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要支持双创示范基地与金融机构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孵化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化众创空间等双创服务载体建设。鼓励国家出资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与双创示范基地深度合作，加强新兴领域创业投资服务，完善创新创业创投生态链。

从更广的角度看，科技金融服务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孵化器，而是面对整个社会科技发展的“大孵化器”，应该重点围绕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创投资本投资科技成果转化，投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积极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完善科技金融支撑服务体系；积极营造创新创业社会氛围，搭建各类金融资本与企业对接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