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沃麦克在其畅销书《改变世界的机器》开篇即开宗明义：“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首先必须生产得好。”话语朴实，道理深刻，表明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放眼世界，一国制造业的水平，决定该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老牌帝国英国靠工业革命率先成为“世界工厂”，美国靠强大的现代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和日本靠强劲的工业体系成为制造业强国，也使其在二战后迅速崛起，中国借开放改革之东风和全球化之机遇，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遗余力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毛泽东主席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总动员。中国当代制造业的大规模建设从“一五”时期起步，通过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农村改革不仅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给广大农村释放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获得参与工业化的权利，改变了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和活力。随着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和外资的引入以及加入WTO，中国制造业进入一个让世界惊艳的时代，各地工业园区勃兴，国有、私营和外资三分天下，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制造业带的兴起，中国真正从一个农业大国蜕变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制造业的壮大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由此也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到2014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份额达到25%，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的强大根本改变了中国产品在世界出口格局中的地位，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为54.8%，工业制成品占45.2%；1990年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变为25.6%和74.4%，到2014年中国卖到全球的商品中95%以上是工业制成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已降到5%以下。制造业的强劲崛起，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大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拥有国。
　　
　　但是，中国的世界制造大国地位的确立鼓舞起国人的自信时，我们的制造业因内外条件的变化开始陷入困境。市场需求不振，价格持续下降，成本迅速抬升，库存和应收账款持续偏高。制造业投资也出现转移趋势，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制造商计划将生产产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其中36%有意迁往越南，25%有意迁到柬埔寨，10%想迁到孟加拉国，10%想迁到印尼，5%想迁往印度。一些外资在华工厂正在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计划将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中国制造业正在迅速失去定标比超的标杆对象。
　　
　　中国经济增长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换挡期”，中国的制造业也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世界经济增长的低迷和外需疲弱，直接危及成千上万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中国消费结构和层次向追求个性、高品质、安全、健康的新消费需求转变，带来习惯于“广种薄收”的中国制造企业的不适应。各类要素成本的迅速抬升，导致一直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电商平台的兴起，不仅直接冲击实体商业，而且波及实体制造业。在大变革面前，对中国制造业地位和作用的质疑之声迭起，中国制造业还会继续曾经的辉煌吗？中国制造业未来将何去何从？中国还需要继续以制造立国吗？制造业如何完成转型升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关乎创新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建立，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社成立专门的调研组，分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天津、重庆、湖北、湖南八个省（市），覆盖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产业承接地区，旨在对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和前景进行抵近观察。从调查结果来看，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沿海主动转型的地区，一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争力在增强，价值链在向中上游延伸；一些新兴产业的表现向好，创新能力增强，在一些行业已经和正在长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冒尖企业；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加快融合，智能制造呈现较好发展态势。“忧”的是，在中国几大制造业带出现大批企业死亡，一些地方的“笼”腾出来了，“鸟”还没装进去；一些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如愿；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消费增长点总量仍然偏低，不足以抵消传统制造业的收缩，对整体经济企稳回升的拉动作用尚不显著。
　　
　　无论是数据、案例还是我们的调查都表明，中国制造业既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也处于转型升级的机遇孕育期。在痛苦和希望并存的历史关头，我们不仅要适应大量企业死亡的事实，而且要勇于和正确应对这一局面。那些勇于创新、精耕的企业将柳暗花明，那些善于将成本降下来的企业将涅槃重生，那些对质量与便利需求做及时反应的企业将红红火火，那些安于现状和继续广种薄收的企业将与这个时代说再见！地方政府必须做出改变，如果继续沿用旧思维、老办法，对地区和企业都于事无补。如果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行为不收敛，必然加大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使企业生存雪上加霜；如果地方政府整天喊转型和升级，不有效作为，将错失转型良机，在残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就是这一历史巨变时期的基本法则。
　　
　　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谋划不但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微观，而且关乎国家竞争力的宏观。我们靠“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一旦出现制造业的滑坡甚至下沉，将会从根基上削弱中国的长期竞争力。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制造业的由大变强。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要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必须战略谋划、形成共识、多方参与、对策精准。
　　
　　一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制造业要向微笑曲线两端中高收入价值环节延伸，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和竞争，就必须以更具效率的生产方式来提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价值链旗舰企业、一批在细分市场领域做到极致的“隐形冠军”企业和一批具有蓬勃生机、创新活跃的中小微企业。只有全面提升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控制力和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才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二是从广种薄收向提升质量转变。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理念已经发生本质变化，“简单粗放”的产品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制造企业要存活与发展，就必须将产品做到极致，在深耕上下足功夫，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的青睐，也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三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创造激励个人和企业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对产权实行有效保护，为企业创造稳定和可预期的环境，激励更多要素参与市场交易，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总而言之，中国靠制造业的规模和“世界制造工厂”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大国的地位。在未来中国仍然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继续靠深化改革与开放，使中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强国，唯有如此，才能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