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要求从当前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出发，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面临着增速下滑的压力。
　　
　　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已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正成为城市化建设的重点。因此，在”新常态”时期，西部城市如何转变增长方式，服务贸易发展面临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在现阶段，中西部城市快于东部沿海城市的发展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常态”特征。就西部内陆城市发展货物贸易而言，开放口岸少、物流费用高、区域转关难;就发展成本而言，既不沿海也不临边，工业产业配套不完善，研发能力有限，GDP 用电量高，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导致了较高的环境代价，工业开发成本巨大但收益率却相对较低。如果要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很难与先进的东部沿海城市竞争。而发展现代服务贸易，则能减少环境污染、提升就业、降低资源耗费。
　　
　　一、新常态下西部城市服务业现状
　　
　　(一) 服务业增速放缓
　　
　　服务业支撑着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业从高速增长到温和增长，这是新常态下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以四川成都市为例，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在持续下滑，受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2014年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预计未来一段时期，西部地区城市社会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都不会提升，还将维持温和增长。因此，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服务业需要探索新的增长路径，实现转型升级。
　　
　　(二) 服务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重庆市为例，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8%，其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为45.8%，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出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一个百分点。西安市2014年这一比例达到55.8%。可见，服务业正逐渐成为西部城市经济、就业和税收增长的主体。”服务就是生产力”的观念随着产业的发展，也自上而下深入人心。如政府推动的以”糖酒会”为代表的各类会展，百姓喜闻乐见的”农家乐”，都在全国形成影响。西部城市的产业体系正在向”服务经济”转型。
　　
　　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 的80%相比，差距还很大。在”新常态”下，西部城市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未来发展的长期趋势。因此，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中，服务业将会占据发展先机。
　　
　　二、新常态下西部城市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各地区都在不断地提高服务贸易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提升服务贸易结构。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成都市作为西部地区的商务服务中心城市，其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此为例，拟采用指标体系评价的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对新常态下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等微观数据，来分析西部城市服务贸易发展的宏观走向。
　　
　　(一) 服务贸易进出口占有率及服务贸易依存度
　　
　　1.服务贸易市场占有率(Market Share)。MS是指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或世界服务贸易的份额。比例提高，说明竞争力增强。从表-1可知，近三年，成都市不论服务贸易还是货物贸易的进出口额都占四川省贸易进出口额的70%～80%，是全省贸易的主力军。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超大型城市和商业中心城市，商贸服务辐射全川。其发展路径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的聚集发展。这种特殊的城市定位和功能，使得成都成为四川服务贸易的核心区域。成都市服务贸易在全国的占有率也在稳步提升，竞争优势在逐步累积，但总量明显偏低。
　　
　　2.服务贸易依存度。需要说明的是，市场占有率并不能用来准确衡量某个地区服务贸易的竞争地位，有时在总量增长的情况下会导致其比例的下降。因此，还需要使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一指标来补充说明。该指标是服务贸易总值与GDP的比重。比值越大，说明服务贸易在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成都市服务贸易依存度三年来保持增长势头。这与新常态下服务业的发展是相一致的。西部城市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产业基础。
　　
　　但作为处在西部内陆的成都，缺乏区域优势。2014年， 成都服务贸易依存度相对北京(31.85%) 和上海(45.73%) 等中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差距明显。
　　
　　(二)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Advantage Index)
　　
　　为了更客观地分析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还可以采用RCA指数。这一指标剔除了国家进出口总量波动和世界进出口总量波动的影响，更能反映服务贸易的相对优势。①该指数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一种商品(或服务) 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与世界该种商品(或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份额的比重，该指数可用来确定其比较优势和专业化水平。
　　
　　(三) 服务贸易竞争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TC指数是贸易差额与总额之比，用以反映该国某产品或产业的出口竞争力。
　　
　　TC指数=(出口额-进口额) /(出口额+进口额)
　　
　　该指数剔除了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无论绝对值如何变化，指数均介于±1之间。因此，可以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真实竞争力。
　　
　　2014年成都总体上服务贸易TC指数为负，对外服务贸易整体上处于比较劣势, 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从行业上看，2014年四川省服务贸易竞争指数在八个大类中，优势最为明显的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达到了0.75。接下来是建设和运输服务分别为0.29和0.15，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成都服务贸易份额占到全省的70%以上，因此，四川服务贸易行业结构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都的服务贸易的行业现状。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和技术含量直接体现为行业结构。表-7中具备竞争优势的三个行业，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外力推动和要素禀赋。因此，调整和优化服务贸易的行业内部结构是提升西部城市服务贸易质量的关键所在。
　　
　　电信业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大部分得益于国家垄断下的行业保护。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离不开政府的招商引资、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日前，成都高新区出台了33项政策，以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据测算，成都高新区每年直接补贴企业超过10亿元，新政策实施三年内直接补贴将超过30亿元。这些政策将有助于企业挖潜改造、拓展市场、降低融资成本。④政策红利带来了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快速发展。成都作为商务部”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其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与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均位居西部第一。但是，成都的服务外包本质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中高端人才匮乏，品牌形象还有待提高，大批的软件从业人员所做的仍然是国外公司的外层项目，以基础性的信息技术外包ITO (IT outsourcing) 和非核心的业务流程外包BPO (Businessprocess outsourcing) 为主，有些甚至仅仅是重复机械式的日常维护，而处于价值链顶端的知识流程外包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规模还较小。2013年工信部揭晓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前十名城市中，成都仅排名第七。在商务部2015—2016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名单中，成都只有五家入围。
　　
　　运输和建设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得益于密集的劳动力。但这两个行业总体收益却相对偏低，产业附加值不高。随着”互联网+”的推广，目前正朝着智能物流的方向推进。另外，国际建筑业BOT方式的盛行，服务将会越来越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对目前基于劳动力成本的要素禀赋优势，将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余下的行业中，TC指数均为负数，反映了以成都为代表的西部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还比较低，尤其是在诸如金融、保险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领域。
　　
　　三、结论及对策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以成都为代表的西部城市服务贸易竞争力还比较弱，尤其是2014 年以来，部分指标出现了下滑趋势。这主要与我国经济形势有关，进入”新常态”时期后，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传统产业已经趋于饱和。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服务产业最大优势，只要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尤其是在西部地区，这一成本因素更为明显。但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服务贸易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日渐递减，需要进一步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发展方向。
　　
　　世界服务贸易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是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因此，西部城市也必须顺应历史发展，将要素禀赋及外力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促进服务贸易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打造高端化的服务产业体系，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
　　
　　(一) 利用”一带一路”和”互联网+”等有利政策，积极推进服务贸易由于我国实行梯度对外开放战略，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早。

      而西部内陆城市，在提升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与沿海沿江相比，差距明显。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直接成为了全方位开放格局的最前沿。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更邻近于中亚，相应的地理优势也将凸显，服务贸易的地理空间随之扩大，为西部城市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方面，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旅游、文化以及生态环保等服务贸易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提升西部城市开放型经济水平和服务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国家对”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项目总规模已经达1.04 万亿元，其中就包括重庆、四川、宁夏、云南、陕西、广西等西部省区市。⑤对西部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强大的需求支撑。同时，也为大力承接国际工程和服务贸易外包带来了新机遇。
　　
　　在”互联网+”时代，西部地区城市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内陆城市也能尽享全球发展成果。互联网产业与传统服务行业的融合，形成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一大批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这将极大的促进服务产业的结构升级和调整。
　　
　　(二) 利用上海自贸区的辐射效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
　　
　　目前，上海自贸区就外资准入、审批、金融、负面清单管理等方面的放开和改革做出了整体规划和布局，外资也将从货物贸易更进一步进入服务贸易领域。西部内陆城市，可以在改革理念上、程序上向上海自贸区学习，在合适的区域和行业内，提前进行小范围引入和试点，主动与国际接轨。自贸区的”先行先试”，将对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品牌，规范政府管理，贸易便利化等方面起到引导和借鉴的作用。相信，上海自贸区的今天，就是西部城市的明天。
　　
　　(三) 提高高级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增强创新能力
　　
　　以成都为例，其优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发展服务业，更带来了竞争优势。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一线城市较低。但是，需要通过持续的投资和后天的开发培养，才能创造出来的高级生产要素，却相对匮乏。尤其是与北上广等沿海城市相比，西部城市在金融资本、信息科技、服务贸易人才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较为滞后。未来，高级生产要素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产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对中高端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强科技创新，注重对高新技术的应用与开发，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
　　
　　(四) 立足国内市场，提升企业自生实力
　　
　　目前西部城市很多小微企业还不具备直接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实力。这些企业应以本土市场为主，从国内不同层次的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需求出发，积极发展国内市场，不断积累市场拓展经验，为今后走出国门，开展具有西部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国际服务贸易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