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版本，目前各地都在积极融入这一战略实施。但我认为，地方融合“一带一路”的深浅与经济体量有着莫大关系，广东是中国少数经济总量足够大的省份，广东应该明确自己的历史角色。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将他首次到地方考察调研的地点选择在广东，也进一步宣示了把改革开放继续向前推进的决心。在这里，他对广东提出了“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要求，希望广东为全国的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探路。
　　
　　回顾过去五年，尽管深受“三期叠加”的影响，广东仍取得了全国瞩目的成绩。
　　
　　“十二五”期间，广东实现了GDP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广东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在2018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具体而言，“十三五”期间，广东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1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10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到2018年全省小康指数达到97%以上，力争提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广东基础好，起步早，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还可以再定高一些，以引领整个国家的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广东“十三五”经济要实现从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转型。
　　
　　郑永年建议，在深化改革方面，应推行创新、户籍、人才、国企、区域平衡等领域的改革，释放更多改革红利；在对外开放方面，应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历史机遇，将对外开放阶段提升到4.0阶段，将发展水平向新加坡和首尔等地看齐。
　　
　　借“一带一路”升级到对外开放4.0阶段
　　
　　《21世纪》：广东在“一带一路”的对外新战略中处于什么地位？应该从哪些方面率先进行突破？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对外开放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是1.0阶段，率先发展沿海经济特区；上个世纪90年代，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是2.0阶段，积极发展市场经济；新世纪加入WTO之后是3.0阶段，推动外贸进出口高速增长，深度参与了世界贸易体系。
　　
　　现在广东处于对外开放的4.0阶段，这就需要思考和回答未来怎么开放的问题。我认为，广东对外开放4.0的重点还是要创新，要有明确的目标，其中首要的目标就是解放思想，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进而实现制度变化。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版本，根据国务院“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说法，每个省都覆盖，无一省份缺席。目前各地都在积极融入这一战略实施，但我认为，地方融合“一带一路”的深浅与经济体量有着莫大关系，广东是中国少数经济总量足够大的省份，广东应该明确自己的历史角色。
　　
　　广东必须认识到，企业是“一带一路”的主体，政府只是搭台，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利益保护和信息服务等，推动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资产配置。
　　
　　长期以来，广东的外贸取得很好的成绩，华为等企业走出去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型。下一步，广东要发挥丰富的港口资源优势，在促进港口的互联互通方面，进一步具体、深入的思考。
　　
　　总体来说，广东应该大力推动民营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就东南亚来说，广东的民企已经走出去多年，发展基础比其余省份都好。所以，广东未来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下，大有可为。
　　
　　从“数量经济”转向“质量经济”
　　
　　《21世纪》：广东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将于2018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年均增长7%，如何评价这一目标？
　　
　　郑永年：广东目前的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其中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五年之后，广东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并不困难。我建议，广东的经济发展目标应该定高一些，因为广东起步早、基础好，应该引领整个国家的发展。
　　
　　广东应该以人均GDP达到1.5万甚至2万美元为目标，走在全国前列，向新加坡和首尔等地看齐。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广东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应该按照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从“数量经济”转向“质量经济”。
　　
　　《21世纪》：广东如何实现从“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的转型？
　　
　　郑永年：广东现在已经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了，不能再过多地关注代表经济总量的GDP指标。广东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地去保住这个位置，并没有太多意义。GDP只是一个结果，我们要更多地去关注和培育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要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可是由于路径依赖的问题，这一转型预计不会顺利，且比较漫长。
　　
　　但广东理应做出表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现在提出创新引领转型发展的思路是正确的。广东早期依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取得发展，附加值低，未来肯定不能也不该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提升方向应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服务业密集型。
　　
　　未来，广东能否实现上述转型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不过，对此也不必过于担忧，在广东省内已经有了这样的创新示范城市，那就是由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深圳。
　　
　　深圳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两院院士数量等指标，无论在广东省内还是在全国都算不上领先，甚至落后于国内其他很多城市，但为什么深圳发展成为了一个世人瞩目的创新城市，培育了那么多的世界级创新企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关于深圳的经验人们已经分析很多了，我认为关键在于治理理念和思路。我认为，深圳成功的核心经验有两点：一点是当地政府创造了一个宽容、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点是当地的户籍和人才政策相对开明和灵活。
　　
　　那么问题来了，广东能否在省内复制和推广深圳模式？教育和科研条件比它好的城市能否成功复制深圳经验？同是以移民为主的珠三角城市，东莞能否成为下一个深圳？
　　
　　改革户籍和人才政策
　　
　　《21世纪》：你认为，深圳转型成创新城市的一个核心经验在于其人才政策。这对广东的转型升级有哪些启发和借鉴意义？
　　
　　郑永年：我以前曾跟广东省委的领导说过，广东30年前在用农民工，30多年以后还在用农民工，这至少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广东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很慢。30多年过去了，广东仍然使用农民工，表明历史欠账太多了，上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再不加快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但将可能产生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得不到保障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而且也阻碍了广东劳动力水平的代际提升，非常不利于广东的人才升级。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大量存在，说明广东的产业对他们的劳动力需求还在。换句话说，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高级的阶段，对其他高级人才的需求还没有充分培育起来。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也是广东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1世纪》：对广东的户籍和人才政策，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郑永年：一方面，在推进城镇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尽快降低农民工落户的门槛。不要仅仅把农民工当作负担，只计算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而要看到他们在过去和未来会为人口流入地创造很多收益，农民工为当地经济做了巨大贡献，包括创造社会财富、纳税和缴纳社保等。
　　
　　尽管广东省政府在今年夏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但从舆论反馈来看，户籍的门槛依然很高。不但农民工落户难，其他高层次的人才落户也难，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户籍改革的初衷。
　　
　　另一方面，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人才结构，并反过来助推产业优化。深圳这方面就做得相对较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创业，吸引了大量的创业创新人才，当地的企业家整体上也比较年轻。对比之下，广东其它城市的企业家整体上老化现象严重，因此广东未来人才政策的一个重心是培育新一代企业家。一般60岁以上的企业家，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基本没有投资意愿。如果没有新的企业家支持，产业转型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同时，广东在设计城市转型升级的政策指标体系时，也应该考虑设置相应的人才硬指标，尤其是吸引国际化落户的人才指标。我觉得，目前广州等城市的国际人才比较欠缺，国际化程度还不够。
　　
　　此外，广东还应积极发展智库，建立一支高质量的专家队伍和组织。他们要紧紧盯住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的产业、人才和文化，与世界保持同步。日本通产省、新加坡的经发局的制度运作方式值得关注。这些机构组织集中了一批专家，一直盯着世界先进产业的发展，思考这些产业从哪里来？现在走到哪里了？明天会走到哪里？我们应当怎么应对？无论是广东，还是广东下辖的各个大城市，若能组织和建立这样一支专业队伍，城市的转型升级会进步得更快一些。
　　
　　创造增量改革
　　
　　《21世纪》：在创新、户籍和人才政策之外，广东未来还有哪些改革的着力点？
　　
　　郑永年：广东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确实做了很多改革，比如在简政放权、商事登记、放开和培育社会组织、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领域，确实走在全国前面，也释放了很大的改革红利。
　　
　　现在中央提倡供给侧改革，我认为，供给侧改革不仅包含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这些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应包括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生态环境等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广东可以活用供给侧改革理念，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创造增量改革。
　　
　　比如，广东应该进一步理清政企关系，政府侧重政策供给，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足够的制度支持。因为，全面创新不但要有产业创新作为基础，还需要制度和法律创新作为保障。
　　
　　再如，在国企改革领域，广东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推进改革。广东的企业结构是，民营企业占主体地位，外资企业众多。所以，广东不应该照抄照搬全国其他地方的国企改革方式，其它很多地方现在还在简单地提“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我觉得广东应该把民营企业做强、做大。很多年来，广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维持这个平衡状态很好，不要打破，不要简单、机械去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是要把国有企业的服务功能做强、做大。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广东可以学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国有企业要深度市场化。
　　
　　此外，广东在省内地区平衡方面也还有更大空间，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发挥珠三角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拉动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的发展，实现广东省内的共同富裕，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