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四川两省充分发挥浙江市场经济优势和四川资源禀赋优势，以共建产业园区为抓手，强化规划和特色“两个引领”，因地制宜构建投融资管理机制、合作共赢利益联结机制、同频共振联合招商机制等“三个机制”，突出政策、数字、人才、标准“四个赋能”，推动浙川两省互利共赢协作发展。2021年，浙江省共引导565家企业到四川省投资、实际到位投资479亿元，共建产业园区60个，引导入园企业255家、实际到位投资86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87万人。

 

　　近年来，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重要讲话精神，以共建产业园区为抓手，推动浙川两省互利共赢发展。2021年以来，共引导765家企业到四川投资、实际到位投资679亿元，共建产业园区68个，引导入园企业305家、实际到位投资136亿元。

 

　　一、贯彻“一个理念”，凝聚园区共建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将浙商走出去形象地比喻为“地瓜经济”，指出地瓜的藤蔓伸向四面八方，但块茎始终在根基的位置。这种自身资源同外地资源相结合所产生的裂变效应，被总书记总结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浙江经验。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担负着聚集创新资源、培育特色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一系列重要作用。多年来，浙川两省在共建产业园区上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地瓜经济”的理念，浙江发挥市场、资金、数字化等先发优势，四川发挥资源、劳动力等特色优势，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仅提升了四川脱贫地区“造血”能力，也为浙江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18年以来，浙川两省共建的68个产业园区吸纳落地投资创业的企业400余家，实际投资规模达360余亿元，吸纳脱贫人口就业1万余人。

 

　　二、强化“两个引领”，明确园区产业布局

 

　　一方面，强化规划引领。着眼增强结对地区产业内生发展动力，共同谋划、系统规划，将园区、受援地、帮扶地三者产业发展规划有机融合，实现浙川产业协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比如，四川屏山县抢抓浙江纺织产业结构转型、向西部转移输出机遇，与浙江海盐县共同谋划建设浙川纺织产业协作示范园，累计引进纺织企业36家、总投资289亿元，已建成24家、2021年产值超80亿元，初步构筑起纺纱、纺线、织布、服装全产业链纺织产业体系；四川青川县将浙江安吉县三十余年白茶发展经验融入茶产业发展规划，两地共建“白叶一号”茶产业园区，累计种植白茶5000亩，带动当地512户1544人增收致富。

 

　　另一方面，强化特色引领。坚持“一县一园区、一园一主业”，结对双方特色资源充分对接，共同放大特色优势，共建了平昌县青花椒产业园、茂县红樱桃产业园、布拖县高原蓝莓产业园、越西县现代苹果产业园等一批一产产业园区，广元市新材料、仪陇县汽配机械、南部县汽摩零部件东西部协作产业园等一批二产产业园区，温阿科创园、壤塘文化产业园等一批三产产业园区，以及平武县果梅生猪种养循环现代农业园区、甘洛县田坝团结农旅融合现代园等三产融合产业园区。

 

　　三、构建“三大机制”，促进园区持续发展

 

　　一是构建因地制宜的投融资管理机制。坚持政府牵头、多方参与、市场运作，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地建立符合产业创新发展规律、激发创新活力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运营方的专业优势，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定方向、企业定项目。积极引入央企、国企等战略资本，降低运行风险。比如，南浔广安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实行“国有公司+民营企业”建设运营新模式，由浙江南浔区国有公司分别对接南浔龙头民营企业，采取民企定制、平台建厂、先租后转等模式共建产业园。由国企建厂房、购买设备租赁给民企运营，在未来5至10年内民企再逐步收购厂房设备，打造“拎包入住式”产业园。

 

　　二是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市场等多方积极性，成功建设一批“飞地”产业园区。比如，浙江四川首个飞地项目“嘉善—九寨产业园”，明确该园建成后的前5年，嘉善县将项目投资额的10%、园区企业所缴税收留存地方部分的50%作为收益给予九寨沟县，并已三次分配给脱贫群众。目前，该项目两期收益已达2840万元，帮助九寨沟县48个脱贫村集体经济发展和3575名脱贫人口增收。

 

　　三是构建同频共振的联合招商机制。共同编织项目、人才等资源共享“信息网”，组建“点对点”“一对一”师徒式招商小组，实施“一起跑企业、一起谈项目、一起做推介”的“抱团式”招商策略。比如，浙江湖州市主动邀请四川招商干部入驻湖州驻上海、北京、深圳招商引才中心开展联合招商。为克服疫情影响，联合招商组灵活运用网络媒介，开展“云招商”，跟踪洽谈项目9个，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达50亿元。

 

　　四、突出“四个赋能”，确保园区共建实效

 

　　一是突出政策赋能。四川省出台5大类15条优惠政策，12个市（州）均制定实施细则。浙江省有关市县也出台相应政策措施，与四川形成政策叠加效应。比如，四川广安区对生产性厂房建设、装修、租赁及设备搬迁均有不同程度的补贴，其中设备搬迁最高补助可达100万元；结对的浙江南浔区对入驻广安产业园区的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企业，按生产性设备投入1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浙川结对两县的政策，共同帮助企业降低了厂房、设备这两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

 

　　二是突出数字赋能。共享浙江数字化改革成果，推动园区建设数字化工厂，推动实现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比如，依托湖州蔚蓝智衣“快衣智造”，帮助汶川来料加工园嫁接浙江织里童装产业大脑，搭建起在线匹配需求、统一设计裁剪、来料生产加工、第三方质检等全业务链条，逐步将汶川来料加工园打造成数字化工厂。杭州市在广元市青川县打造“白叶一号”数字驾驶舱，实现茶叶生长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精准监测管护，在助推“白叶一号”品牌品质提升的同时带动当地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农户增收。

 

　　三是突出人才赋能。吸引回国发展、具有爱国情怀的海外人才，以及从高能级城市返乡创业、具有乡土情怀的本土人才来园区施展才华。支持鼓励创业人才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入驻园区，探索形成“一个人才衍生一个细分产业”的发展模式。

 

　　四是突出标准赋能。将浙江“标准地”制度融入园区项目招引中，设置科学合理、区域差异、动态调整的投资、产出等标准，严把项目准入关，将有限的土地资源流向高质量项目。如浙川纺织产业协作示范园明确“亩均税收15万元”“技术设备领先”两条底线，签约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超5亿元。

 

　　下一步，浙江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协作促发展”的鲜明导向，以打造“重要窗口”、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担当，围绕“一县一园区、一园一主业”目标，与四川一道，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共同创建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示范性强的产业园区，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浙川两省产业协作，为全国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实现产业协作提供“浙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