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活力较强、增长较快、支撑作用提升的发展态势。同时，面临如何优化提升发展质量、更快填补传统产业下滑空缺和消除不当激励破坏持续发展的压力。为此，近期仍需采取投资刺激等扩张性需求政策，以拉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长期看，必须从整体利益或长期关注的角度深化改革，切实解决“制度性”障碍，以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助推产业发展。
　　
　　一、发展现状
　　
　　（一）产业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忧”的态势
　　
　　今年1～5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5％，增速比上月加快1.8个百分点，比规模以上工业快5.5个百分点，比2015年高技术产业10.2％的增速快1.3个百分点，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同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也较快，同比增长13.6％，比全部投资增速快4个百分点，但低于2015年高技术产业17％的投资增速。   
　　
　　新动能、新产品、新服务快速成长。其中，5月财智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达到30.1.较4月微升0.1个百分点，与2015年8月的第三高值持平；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集成电路等保持10％以上的增速，新能源汽车增长92.9％：网上零售额增长27.7％。
　　
　　（二）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加速渗透并深刻影响着产业发展模式
　　
　　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正不断向经济社会全面渗透，进而改变产业发展的广度、深度和融合度。目前，互联网创新发展正经历着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到解决“效率不对称”，再到解决“智慧不对称”的发展历程：经历着从产生“信息盈余”，到产生“服务盈余”，再到通过跨终端的“云脑”（个人助理和专业助理）在线提供快速、精准、专属的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备选方案。从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也为进一步增长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三）政策保障助推产业发展并着力解决创新能力提升的“痛点”
　　
　　今年以来，多项新的重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并付诸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等，不仅体现出“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一理念，而且体现出从战略、战术层面加大设计和布局的系统部署。这些政策举措，既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重视对产业发展、创新能力提升中的重大瓶颈、现实痛点问题的解决。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产业，又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
　　
　　二、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投资增速的相对下滑可能成为制约未来发展的关键
　　
　　从发展实践看，部分领域市场环境趋紧，投资增速与往年相比持续下滑。从财智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的资本投入指数看，5月为29％，处于历史次低位。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订单受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影响，企业对增加投资、扩大产能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内销订单则受市场短期内相对饱和萎缩、竞争加剧后价格下跌的影响，投资回报率不断走低。同时，部分国内高技术制造企业出现倒闭破产和对外转移的趋势。   
　　
　　上半年，因拖欠供货商货款，全球最大的手机金属外壳OEM加工商珠海及成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倒闭：受国内成本不断高速上涨的影响，富士康有意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专为苹果代工的工厂，并计划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设10～12座工厂。一些国内艰难维持的企业，因面临利润下滑压力，发展信心逐步丧失，不愿继续加大产业投资力度。
　　
　　上述情况，从正面看，有助于产业竞争，部分经营管理、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被淘汰，效率高、利润好、竞争力强的企业可以存活下来。从而逐步实现产业发展由大到强的转型升级。
　　
　　从负面看，短期内会带来大量工作岗位的流失，而且有可能传导到上游供应商，使整个产业链条产生动荡。从长期看，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产业发展格局的较大变化，产生更多的竞争对手，可能对未来高技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带来较强的压力。这些负面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和思考。
　　
　　此外，外资企业出于对我国商业发展环境和经济发展形势趋缓的担忧，也在逐步放缓对我国投资的步伐。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年度企业信心调查显示，只有47％的欧洲企业打算扩大在华业务（去年的比例为56％，2013年为86％）。同时，41％的欧洲企业正重新评估在华情况，并计划通过裁员等方式削减成本。
　　
　　（二）“有形之手”加剧部分产业领域的波动
　　
　　从部分行业领域的发展实践看，政府“有形之手”因缺乏对产业发展内在规律的把握，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部分产业领域的波动。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量补贴和优惠，支持的往往是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传统制造环节。结果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从产品价值链的角度看，技术含量高的核心环节投入份额仍较低，难以实现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产出并对市场机制产生最小的扰动效果。
　　
　　如，2016年，工信部公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目录》（第一批）、《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目录第三批。都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政府部门对不同电池技术路线的选择。这种补贴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权力寻租和脱离实际需求的“拔苗助长”现象，以及企业骗补等弊端。
　　
　　再如，在机器人领域，2016年已有77个地方政府发布了鼓励机器人的政策。但是，地方政府简单的招商引资政策、补贴政策，对于产生具备“影响力”的龙头企业以及形成自我成长的能力效果不大，使简单拼凑、投机性企业的“一窝蜂”涌入，导致一定程度的低端产能过剩、泡沫化发展，从而加剧了产业的周期性波动。
　　
　　（三）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存在“肠梗阻”  
　　
　　从目前出台的政策文件看，部门政策的政绩化倾向明显，很多政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文件落实文件，缺乏对产业发展规律认识等问题。
　　
　　从政策的制定看，“做什么”的描述性工作较多，“怎么做”、“谁来做”的操作性工作较少。如，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为缩短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周期，在2015年发布了一个关于加速癌症药物临床批文（IND）的试点项目。由于实行的具体内容和开展时间安排仍有待进行进一步明晰，使政策的施行和影响程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政策执行上看，部分政策措施与复杂商业模式的实践发展相脱节，造成很多政策无法在实际中操作实施。如，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要求，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对于这一条，大多数互联网企业，特别是文化创意领域的互联网企业认为，其商业模式常常采用所谓的“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买单”，即其收入并非通过依靠知识产权获取高技术产品（服务）的传统链条模式获得。同时，企业为获得税收优惠政策需要向税务机关报送《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和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其中，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及对应收入资料作为留存备查资料。为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要求和获得税收优惠，企业需要在组织设计上专门为此付出成本，以符合认定要求并避免扣上偷漏税的帽子。因此，企业普遍认为，部分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中，要考虑新业态、“互联网+”下的新发展模式，避免一刀切。  
　　
　　（四）现有管理体系掣肘互联网创新发展
　　
　　互联网与各行业的融合发展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目前，互联网相关技术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应用中往往受到传统体制机制的制约。因此，如何调整现有管理体系，如何适合互联网创新发展中新业务、新模式的要求，需要在下一步的政策实践中认真思考。如，很多资金扶持或奖励项目申请的前置条件较多，而且还体现出对知名度的盲目崇拜，即更多关注企业规模、院士推荐而非研发实力。这些都造成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创新资金扶持。
　　
　　三、政策建议
　　
　　在产业发展面临周期性放缓和结构性转型的双重压力时，“要改革”已成为社会共识和当前产业发展的必选项。因此，在短期内，仍需要基于扩大产能的投资刺激等扩张性需求政策拉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尽管边际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从长期看，必须从整体利益或长期关注的角度作出安排，解决“制度性”障碍，以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助推产业发展。
　　
　　（一）以新理念破解投资下滑
　　
　　一是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同等条件下，鼓励包括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的政府投资优先向PPP项目倾斜。加大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政府引导基金，支持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以合理的项目回报率、市场化手段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开展专业化投资，充分发挥投资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二是加强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继续推进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高度重视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的降低，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并高度关注全面推行营改增可能导致的金融行业税负水平上升而向其他市场主体转移的潜在影响。同时，考虑继续缩短数字化技术的软、硬件及所有设备的折旧年限，助推社会资本加快融入产业发展。三是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融资渠道。短期内，银监会要通过放松银行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贷款的考核标准，积极引导信贷最终流向国家重点扶持的相关领域。探索通过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措施提高资产流动性。开发适合高技术企业需求特点的融资产品，以解决融资难的顽症。四是通过“事后补贴”鼓励终端用户采用、政府采购等方式扩大相关高技术产品的市场，防止“事前补贴”方式导致的骗补、监管不力等问题。同时，推动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实现从需求端助推产业投资和产业发展。五是加快发展科技保险、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以及信用保证保险。化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风险，推进融资模式和征信机制创新，助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以“互联网+”助推放管服   
　　
　　一是学会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思考问题：同时，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确保相关主体的认知参与、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给予相关主体充分的利益诉求空间。以便形成开放、协商的科学决策体系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二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技术和资源重新优化配置行政资源，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通信息壁垒，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进一步优化跨部门的业务协同体系，优化运行流程、提升运作效率、完善政务服务能力。三是搭建“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服务平台”。通过相关行业数据的采集、延伸、挖掘，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打破传统政务数据依照部门条块分割分布存储使用接入的模式，实现后端的“平台（管理平台+服务平台+业务平台）共享”与前端的“多层面个性化需求”的有效对接，以便更好地感知产业发展态势、辅助科学决策。
　　
　　（三）以模式创新提升政府扶持资金效能   
　　
　　一是避免行政化定项目、分资金的方式，避免陷入以现有规模、地位论英雄的误区。应选择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让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更多受益。例如，“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二是政府部门通过补贴等措施对产业前沿技术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应尊重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即，选择市场拉动的广泛跟踪（类似风险投资）的模式，扶持重点领域所有类别的相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而不是代替企业去选择、确定具体的技术方向：直到前景风险降到可容忍水平且资源能力有效提升后，才会选择大规模投入。三是根据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采取有所区别的补贴策略。在发展起步阶段，通过扶持，补贴企业产能成本，给产业带来高利润的吸引力。进而释放潜在产能：在产业扩张后，通过研发专用性补助以及严格的资金监管制度，将产业技术进步落实到行业的研发型企业中。
　　
　　（四）以分享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利用共享经济理念，借鉴分享经济模式，建立包括认证检测等在内的产业和创新公共服务分享平台，支持合作性的虚拟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对接众多没有能力或意愿购买包括检测试验设备的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对接拥有国家认证实验室的大学、科研院所，使科研基础设施可以更高效地服务市场主体，实现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组织之间的跨界创新合作，助推科技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