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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与京津冀制造产业协同发展


  《中国制造2025》是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际,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对外是应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提升国际竞争力;对内是针对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各种问题与制约瓶颈,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制造2025》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科技资源最丰富、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区域支撑。但京津冀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创新能力、基础配套、供给质量和效率无法有效满足需求变化的升级,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也比较大。在《中国制造2025》出台背景下,京津冀制造业如何转变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模式,从价值链低端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关键在于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需要将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与区域协同发展相结合,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类生产要素障碍,以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需要将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制造产业发展相结合,实现制造产业效率提升与区域协同发展相结合,最终成为我国制造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先导区域。
  
  一、发展背景
  
  “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背景,正是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的革命时期,也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时期。从国际上来看,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重返制造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实行新的工业化发展计划,美国制定了“再工业化”、“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制定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工业4.0,提出新工业革命;日本开始实施“再兴战略”;韩国抛出了“新增动力战略”;法国也提出“新工业法国”。欧美发达国家出台各种规划与政策,意欲加快制造业升级,重塑本土制造业竞争优势,抢占制造业发展战略高地,进一步拉大与我国制造业的差距。同时,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世界科技创新呈现新的发展特征与趋势:一方面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制造业日趋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另一方面,新材料、新能源、3D打印等突破引发全球产业新的洗牌,对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众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已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整个产业的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一,占整个世界制造业20%左右的份额,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大而不强,在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伴随着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我国经济呈现投资趋缓、出口趋降的局面。同时,高耗能、高污染制造业的发展,对国内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这都倒逼我国原有制造业发展模式需要深刻变革。
  
  因此,“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可以说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施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造强国战略。通过这一战略,改变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依靠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创新发展,重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促进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从中国区域发展来看,区域经济正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区域协同将有助于整合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原有的增量扩能发展途径,促进区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产业重组,通过推进区域内不同地区产业集聚、产业链重塑,促进整个区域转向调整存量、优增量并存,进而形成产业规模经济效应。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从空间上来看,京津冀协同将在更大范围重新配置信息、人才与技术等,以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促进区域间分工与合作。对于优化该地区制造产业区域布局,创新产业链空间结构,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地方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从制造业来看,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正在发生转变,京津冀也面临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矛盾,在《中国制造2025》出台背景下,京津冀制造业发展不能固守于发展的传统经验,应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参与、主导融入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打破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加快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重塑制造业发展优势,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先导区域,赋予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二、京津冀制造业发展状况及三地协同面临的困境
  
  京津冀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对集中,基础工业实力雄厚,拥有完整齐备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重要的现代化制造业基地,也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承载地。然而京津冀制造业三地协同也面临多个方面制约。
  
  1. 京津冀三地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制造业互补性较强,制造业发展重心不同,三地对产业分工协作的需求迫切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北京、天津、河北分别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京津冀三地呈明显的梯度变化格局。北京是我国政治、文化、科技、国际交往的中心地位,农业所占比重较小,现代服务业和科技相对发达。2014年的产业比例为0.8∶22.7∶76.5,产业结构呈现出“三二一”的模式,处于后工业时代。第二产业主要以高技术产业及汽车、通信、医药制造等现代制造业为主。并加大互联网金融、大数据金融,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天津制造业产业基础雄厚,2014年三大产业比为1.3∶51.7∶47.0,形成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此外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产业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在资源吸附和聚合上具有良好的区域和产业优势。河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主导产业为第二产业,河北是我国重要的材料、能源基地,钢铁、水泥、玻璃等产能占全国重要份额。相比京津两地,河北的第一产业所占比例高。伴随压缩产能、治理污染的强约束下,第二产业亟须推动原材料产业高端化、特种化、功能化转型升级,促进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因此,从制造业客观发展来看,京津冀各有其优势与劣势产业,产业梯度较为明显,且呈现互补状态,这就使得三地的产业对接与转移存在可能性。然而,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导致京津冀区域内行政力量的干预,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削弱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能力,资源分布不集中,利用效率有待提升,以致京津冀制造业整体经济效益下降。
  
  2.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优势突出,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京津冀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充分,持续创新能力亟须提升

  
  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全国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7个国家高新区和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丰富密集的创新资源。北京拥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科研机构,拥有全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每年获得科研奖励约占全国的1/3。天津市是国际港口城市,是发展较为成熟的中心性城市,在港口贸易、生产性科技研发、现代制造、物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然而,京津冀区域内创新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融合不充分,科技资源共享不足,三地科技创新协同转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任务比较艰巨。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之一,北京是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研发创新中心,但京津冀电子信息制造业协作体系不完善,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研发与转化不畅,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整体没有进入设计、知识产权经营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环节,使得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抗风险能力差、增值空间有限。
  
  3. 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三地城市梯度层次差异较大,从空间上制约了制造业协同发展

  
  2014年京津冀三地GDP总量达到66 474.5亿元,占全国的10.4%,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8 863.8亿元,占全国的11.7%。但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不平衡。2014年,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9 995元,天津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02 469元,而河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39 845.81元,不及北京和天津的1/2,差距比较大,这种落差阻碍了京津产业向河北有效转移。
  
  同时,京津冀地均经济密度差距较大,2014年河北地均经济密度为1 565元/平方公里,仅为京津的1/8,这一差距明显增加了资金、人才在区域间流动成本,也降低了企业在京津冀区域间转移的意愿。地区城市体系结构性失衡比较明显。北京和天津分别为京津冀特大城市,而中间层的大城市数量过少,人口在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仅有唐山市一个,城市群主要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没有形成有效承接京津制造业的次级核心,致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梯度转移时,由于底层城市层级偏低无法有效承接辐射,区域间难以形成深度梯度合作。根据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关村的科技成果转化中,96%离开了京津冀,河北、天津分别拿去转化的科技成果仅占中关村所有落地成果的2%和1.8%。相比之下,江苏省落地的科技成果,则有85%来自中关村。
  
  4.京津冀制造业智能化具备一定基础,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程度还有提升空间,制造业与信息化融合引致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未有效释放

  
  由于工业发展历史悠久,京津冀制造业具备良好的基础,伴随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设计、工艺、生产等生产流程,在装备制造及机床等如数字化模具、数控机械设备已普遍普及,提高了制造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但相比国外发达国家水平,京津冀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尤其在高端传感器、重要操作系统和数字化基础的智能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从京津冀协同体系来看,由于京津冀三地科技资源共享不足,缺少跨省级的信息化协同平台,北京先进的信息技术无法有效联接津冀制造产业链各环节,智能化与产业链对接不充分,同时,京津冀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间政产学研体系缺少深度合作,无法实现信息科技与制造产业链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转化,制造业与信息化融合引致的制造业转型与整体区域创新活力无法有效释放。亟须京津冀科技、信息等创新要素相互对接和自由流动,促进钢铁、化工、建材等产业向智能化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世界级新型制造业基地建设,构建京津冀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驱动的区域现代产业体系。
  
  三、京津冀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由于京津冀三地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功能定位不同,京津冀制造业协同进程中,需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围绕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展开,以“中国制造2025”为契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激发制造业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方式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1.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发挥示范区的辐射和带动功能,打造先进制造业关键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
  
  根据三地产业特色与发展优势,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构建京津冀创新资源的“汇集区”和创新成果的“扩散源”,通过示范区先行先试催生示范效应,推进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群整体转移。借重京津冀创新资源,创建协同创新平台,以“科技新干线”、“交通新干线”、“科教共同体”等形式,形成引领京津冀协同创新与发展的“轴线”,带动技术创新、资源重组、人才培养等,推进区域间主导产业链的合作网络,打破行政限制分割,促进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差异化、高端化为特色的区域创新集群。其中,着重发展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及产业,加快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据未来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依托产业集聚区,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和实施大项目为支撑的建设集聚载体,打造先进制造业关键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推动京津冀制造产业重点突破和整体提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2.构建差异化的区域创新体系,以科技创新支撑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与产业结构调整
  
  依托京津冀三地科技创新的不同定位,建设重点产业技术研发基地,促进科技成果孵化转化能力,构建京津冀三地差异化的区域创新体系。北京重点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天津则重点提高应用研究与工程技术研发转化能力;河北应重点强化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示范推广能力。通过三地各自科技创新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形成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从注重功能集聚为主向积聚、疏解与扩散并重转型,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具体来看,在电子信息与通讯设备、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新型电源与电子材料产品、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领域,形成首都科研成果研发、京津两地技术应用研究转化与高端制造的价值链对接协作,继而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的创新链条攀升。
  
  3. 推动工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科技创新,促进京津冀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信息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创新最活跃、渗透性最强、最广泛的领域,信息技术正在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等产业深度融合,京津冀地区应密切关注全球信息化应用与发展进程,加快适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依托京津冀科技创新与人才优势,面向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重点领域,打造“信息高速路”共建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加快从生产制造向基于信息和网络技术的服务型制造转变,实现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和新兴制造业产业的兴起。依托开发区、保税区、临港经济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功能区,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装备、业务流程、生产要素等产业体系全面渗透。通过信息技术更新换代,促进企业生产制造的智能化、敏捷化、柔性化,改造提升京津冀传统制造业为重点,利用信息技术培育、牵引战略性新兴产业。
  
  4.加强“政―产―学―研”合作创新,多层次、多方面合作,促进京津冀制造业协同发展
  
  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京津冀开放式创新,共建科技合作机制,实现三地创新要素与资源共享,力求产生“1+2>3”的协同效应。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促进资本、人才、科技共同体发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聚集。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软件与集成电路、电子商务等探索建立推动成立产业、专业领域等多种形式联盟,包括产业联盟、技术联盟等。通过联盟成员间的合作交流和资源共享,形成大产业集群,结成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研究京津冀高新技术企业互认备案、科技成果处置收益统一化、推行创新券制度等相关政策。加强创新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益的统计分析与动态监测,全面提高京津冀科技资源转化的能力和水平。同时,积极探索绿色环保产业发展系列跨区域财税体制改革、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设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引导资金,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战略联盟的培育与建设,促进资本与技术有效对接,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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