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6: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在北京发布。该报告汇聚了国内外40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面反映了新城新区发展的进展、特征以及面临的问题。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县级以上(含县级)新城新区数量已超过3500个。从去年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家级开发区和高新区的获批速度明显加快，已先后有6家国家级新区相继获批成立。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后者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报告同时指出，新城新区的发展应遵循城市和经济发展规律，科学规划城镇发展战略，制定相应政策，做好顶层设计。
　　
　　我国新城新区已经形成庞大体系
　　
　　广义上的新城新区，是为适应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需要，经由主动规划与投资建设而成的相对独立的城市空间单元，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物流园区、工业园区、自贸区、大学科技园，以及产业新城、高铁新城、智慧新城、生态低碳新城、科教新城、行政新城、临港新城、空港新城等等。《2016: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新城新区已经形成庞大的体系，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7月，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总共超过3500多个。其中国家级新区1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1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45个，还有150多个各类综保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等等。各类省级产业园区1600多个;较大规模的市产业园1000个;县以下的各类产业园上万计。
　　
　　报告主编、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介绍，近一年来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最大的热点就是国家级新区的密集获批。
　　
　　自2015年4月湖南湘江新区获批，此后的不到12个月时间中，南京江北新区、福建福州新区、云南滇中新区、黑龙江哈尔滨新区、吉林长春新区等多个国家级新区相继面世。成为国家级新区获批最为密集的阶段。
　　
　　冯奎表示，国家级新区密集获批的重要原因是，在新常态背景下，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巨大作用。17个国家级新区中有7个人均GDP超过所在省/市的1.5倍，有4个人均GDP超过所在省/市的2倍，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
　　
　　冯奎介绍，在新城新区结构性变化中，正在出现一批新的“生力军”: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开放型新城新区;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内容的智慧新城、智慧新区;以海绵城市为代表的海绵新城、绿色新区;以空港新城、高铁新城为代表的交通枢纽型新城新区正在脱颖而出，这形成了“四大板块”，展现出强大的活力与竞争力。
　　
　　须警惕行政主导下的“鬼城”
　　
　　报告在全面展示我国近年来新城新区成就的同时也指出，目前各地绝大多数新城新区是一种行政主导的新城新区。其普遍特征是规模巨大，建设进程十分迅速，且往往在远离老城区的农地上直接建设新城;搬迁节奏上，大都会率先将政府办公楼、学校等公共设施迁入新城，新城居民的迁入慢于产业入驻，新城往往存在很高的住房空置率;新城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和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等。
　　
　　报告参与者、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冯长春告诉《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行政主导的新城新区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其背后有着两个重要的制度性力量：地方官员晋升对城市发展水平的考核，以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支配权力。这导致了规模过大、生活配套不完整，地方债规模日益增大等问题，一些地方甚至沦为“死城”、“鬼城”，近一年来这些问题有加剧的趋势。
　　
　　首先是新区规划不切实际、过度超前的问题。以空港新城的规划为例，我国现有的空港新城规划面积普遍偏大，大多都超过了100平方公里，远远超出了国际成功的空港城发展范围。然而大量机场客运量远不足1000万人次，并不具备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实力。
　　
　　同时，新城新区在发展定位上的同质化现象也非常明显。京津冀区域临港产业定位的严重重叠现象就是一个例子，报告统计显示，这一区域滨海新区、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等临港新城的产业高度雷同，且都以低端的工业、制造业为主。
　　
　　此外，高铁新城成为近年来发展的热点，但大部分高铁新城的功能都定位于城市的副中心，并由此再析出商务金融、文化休闲与娱乐、居住、行政办公等功能，因而多座高铁新城的功能相同或大同小异。
　　
　　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也是新城新区发展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新城新区建设中，大量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由于产业投资不足，就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拉动，这使得新区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
　　
　　冯长春强调，应当通过控制银行贷款、评估供求关系和监控民间信贷等措施，防范新城新区建设的金融风险。
　　
　　探寻新模式推动新城新区科学发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课题组成员、报告执笔人李铁同样也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认为，各地热衷于新城新区建设，大搞所谓的“城市综合体”，说明地方政府在理解中央城镇化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很有可能影响到未来城镇化有关政策的落实，特别是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城市发展模式转变等问题。
　　
　　李铁指出，新城新区建设模式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思路，在工业招商面临激烈竞争的前提下，通过新城投资开发，吸引房地产发展，促进GDP增长。
　　
　　二是财政动机，希望通过新城开发，带动土地升值，政府可以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
　　
　　三是旧城改造压力过大，老城区面临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治理难度大，试图通过新城建设缓解老城区压力。
　　
　　四是政绩推动。一届领导一任政绩和发展思路。新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投资带动城镇面貌焕然一新，政府有干头，容易显效果。
　　
　　五是对城市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很好的认识，行政主导、主观决策的意识浓厚，规划专家处于规划收费利益机制的诱导，没有很好发挥制约作用。
　　
　　六是中央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的政策引导。长期以来对于城市政府的一些违背城市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作法，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很少出台过正式的文件进行规范。而一些地方官员往往也因为有了这些政绩工程得到提拔，并没有因为损失而承担责任。
　　
　　李铁认为，新城建设不是不可以搞，但是要遵循规律，要走集约型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