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推进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办公室

　　北京正在探索和构建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十大高精尖产业即是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更是以产业升级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发展十大高精尖产业需要领先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企业基础作为支撑，但是从现阶段来看，这两方面均存在一些不足以及薄弱环节，从而导致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头重脚轻”局面。

　　以代表未来发展战略高地的人工智能产业为例，美国和中国均为第一梯队，但是发展格局区别较大。首先，美国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策源地，在核心算法、芯片和数据方面具备领先优势，我国近年来虽然在各领域的新兴应用层出不穷，但在根底层、应用层的核心技术研究上仍然亟需突破。其次，美国各个层级企业梯次分布均衡，并且数量全面领先于我国。我国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仍然以大型企业为主，但包括BAT、商汤、旷视等的大型企业并不足以承载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例如农业方面的土壤监测检测、水产领域的水情监测及养殖、工业领域的无人化及安全管理、社区领域的安全预警与养老健康等等，均需要数量庞大的创业创新型企业去承担，如果企业梯次分布不合理，企业数量得不到足够的补充，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从全球化视角以及国际领先的战略定位来看，高精尖产业体系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将会成为未来几年影响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一、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的定义、发展背景和成果

　　(一)高精尖产业、新基建、“五新”的定义

　　1.高精尖产业：以产业分类作为定义维度，选取十个代表新经济增长的产业共同构成，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科技服务业十个产业。

　　2.新基建：以基础设施作为定义维度，北京新基建聚焦“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智慧应用基础设施、可信安全基础设施”共6类项目开展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大量应用到高精尖产业的各项关键技术。

　　3.“五新”：以经济发展作为定义维度，北京围绕“新基建、新场景、新消费、新开放、新服务”提出了新业态新模式的各项政策举措，“五新”包含新基建，并且以高精尖产业的各项技术作为支撑，同时需要大量高精尖领域的企业参与实施。

　　(二)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的发展背景和成果

　　2017年北京市根据党的十九大发展要求，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升发展水平为根本要求，以创新驱动为导向，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选取十个代表新经济增长的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高精尖产业。

　　北京《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目标，即掌握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形成一批拥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产业竞争。

　　2019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371.3亿元人民币，经济发展聚焦“高精尖”，全年新经济增加值达到12765.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全市GDP的36.1%。2019年高精尖产业中制造业实现营收7200亿元，软件信息服务业实现营收1.48万亿、科技服务业实现营收1.13万亿。

　　2016-2018年工业、软件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GDP增长贡献率由“十二五”时期的37.9%提高到46.0%。2018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软件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49.8万元/人、45.2万元/人和51.2万元/人，分别比2015年提高43.4、37.1和36.1个百分点，高出全国水平42.0、41.0和101个百分点。

　　高精尖基金计划总规模200亿元，其中母基金50亿元，全部为市级财政资金，截至2020年8　月31日，高精尖基金确认合作子基金21支，认缴总规模合计196.18亿元，累计投资决策项目115个，累计投资决策金额67.17亿元，项目累计融资额约224亿元，项目层面放大倍数超过13倍，切实发挥了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北京市以“三城一区”为重点开展高精尖产业布局规划，其中，中关村科学城聚焦全球高端创新成果打造科技型领军企业，怀柔科学城着力建设综合性科研人才培养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未来科学城整合聚集中央企业在京科技资源建设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重大共性技术研发创新平台，以亦庄、顺义为重点区域构建创新型产业集群打造“中国制造2025”创新引领示范区，以大工程大项目为牵引，实现三大科学城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

　　二、北京市发展高精尖产业的优势

　　(一)具备政策优势

　　北京“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为十大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是中央各部委的集中地，能够为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北京是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具备以发展高精尖产业带动全国产业升级的战略优势，更容易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方针指引之下实践以高精尖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升级。

　　(二)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高精尖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解决基础科学研究、尖端技术攻关等科研问题，北京拥有93所普通高等院校，其中8所985院校，26所211院校，不仅数量全国第一，各院校的师资力量、基础科研、实验条件、设备资源等均有较为领先的优势。

　　同时，北京分布有数量庞大且科研攻关条件领先的各类科研院所，研究范围涉及多个学科众多领域，具有多年科研环境沉淀以及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北京市发展高精尖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具备领先的企业集群

　　北京拥有代表全国领先水平的高精尖产业企业集群，这其中即包括具有国际代表性的BAT等互联网企业巨头，又包括陆续诞生的各领域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达到218家，北京以79家遥遥领先，占比近4成，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企业共7家，北京共有5家。

　　这部分企业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持续研发投入、打造高精尖产品、引领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同时，这部分领先企业也是高精尖人才的聚集地，为高精尖技术人才提供了更为市场化的培养环境。十四五时期，这部分企业仍将发挥自身的产品研发优势，为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在京的国企央企具备发展和应用高精尖技术的优势资源条件

　　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核心作用之一即是提升各行业传统企业的科技竞争力，促进传统大中型企业转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领先型产业发展。北京大型国企央企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这类企业均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广泛的业务基础，不仅具备充分的引入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精尖技术项目的条件，而且是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和市场提供者。

　　(五)拥有活跃的创业群体

　　北京雄厚的科研基础、良好的创业氛围以及大型高精尖企业的示范作用，为产生源源不断的高精尖领域创业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个群体包括掌握高精尖技术的硕士博士、有丰富大型企业工作经验的白领、科技发明专利的持有者、外地来京寻求合作的创业者等等。十四五时期，持续为这个群体注入创业动能、提供创业条件、完善创业环境是高精尖产业得以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

　　(六)拥有领先的专业投资机构

　　截至2020年3月，北京在中基协登记备案的股权投资机构达4381家，管理资金规模超3万亿元，规模占全国近1/4，投资案例数和金额近全国1/3，管理规模及投资数量均稳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时期，应发挥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专业投资机构关注高精尖产业、了解高精尖技术应用、搭建企业与资本的展示沟通平台，是高精尖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目前的政策措施尚不能解决高精尖产业体系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自2017年以来，各个主管部门陆续发布了《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十项指导意见》、《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关于征集202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合作机构的通知》等文件，北京的“五新一保”政策更是进一步明确了高精尖产业新技术发展的必要性。但总体来看，各项政策举措在区域布局以及产业领域划分方面做出了清晰的指导，但在解决高精尖产业体系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上尚缺乏具体措施。

　　首先，从国际对比的视角来看，我国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均呈现出各层级企业数量不足、分布不均的状况，企业梯次和孵化培养机制尚未形成。目前阶段，十项产业指导意见对北京各区及重点产业园区如何选择性布局提出了规划，但是在高精尖企业创业环境打造、各层级企业均衡发展方面尚未提出更进一步的指导和举措。

　　其次，科研成果转化政策明确提出了鼓励科研人员参与企业经营并可长期持有股权，但仍未涉及到应用型技术项目立项改革、高精尖创业人才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大量高精尖技术成果不能转化为行业应用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善。

　　第三，万亿级别的高精尖产业发展需要构建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多层次资本体系，但以目前推出的高精尖产业基金合作机构通知来看，仍然有参与基金累计投资规模不低于10亿元、并购子基金规模不低于5亿元、股权子基金规模不低于2亿元、单个出资人出资额不低于1000万元、高精尖产业领域主导完成投资并成功退出的投资案例不少于5个(年平均收益率不低于20%)以及一票否决制等多项限制措施。目前的政策举措不但对社会资本的进入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同时对单个高精尖技术项目的资金引入渠道做出了过多的限制，不利于多层次多样化的资本体系构建。

　　(二)能否持续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是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命脉

　　2018年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31.6%，高于上海20.9%，但低于深圳66.6%　以及2017年美国47.0%、日本56.8%、德国61.7%。2018年北京市制造业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7%，低于国际2%-3%的平均占比，部分产业链存在严重的“卡脖子”问题。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对中国与美国在33个工业领域的科技实力进行了对比，中国在客户中心和效率驱动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创新上相对落后，高精尖产业的发展亟需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具体分析，33个领域中我国目前在家用电器、建材、铁路和高铁技术、风力涡轮机和电力设备、太阳能电池板和石油天然气设备等十余个领域领先于美国，但在其他二十多个技术领域都落后于美国，尤其在商业航空器、半导体、生物机器、特种化工和系统软件等方面和美国差距较大。

　　比如芯片领域，美国很早就在芯片理论上取得突破并且形成技术和行业垄断，技能难度和附加值较高的IC规划层级由美国企业掌握绝对优势，我国企业目前在晶圆代工和封装测试阶段有一定的空间。

　　(三)科研成果转化难，存在政策法规和制度创新两方面的问题

　　高精尖产业的发展需要以高效的、源源不断的科研成果转化作为支撑，虽然科研成果转化率目前尚无明确的统计标准，但是如以专利转化率进行计算，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6%，比起发达国家科研成果转化率50%左右的水平尚有很大差距，大量政府基金和科研经费未能得到有效分配，对产品应用型课题的关注以及科研经费投入比例远远不足。

　　首先，科研成果转化的前提是产学研一体化的充分结合，其中鼓励一线科研人员参与企业科技创新的全过程更是整个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目前仍处在制定政策法规，保障科研人员各项权益、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尝试阶段，离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实现规模化经济效益还有很大距离。

　　其次，长期以来各科研院所以及高等院校一线科研人员以提交研究论文为指导思想，“抽屉论文”、“评奖论文”普遍存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课题数量、论文数量、所投入的科研经费相比，仅有很少量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应用技术和产品。不在技术应用立项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科研成果转化不力的局面就会长期存在。

　　(四)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创业创新企业得不到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及充足的发展空间

　　我国数十万家科技创业企业是高精尖产业体系中最具活力及成长性的创新群体，是高精尖产业的基础力量和生力军，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绝对数量拥有者，同时也是创新型人才的聚集地，这个群体完成了65%以上的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创作、80%以上的新技术开发，但是各地方对这个群体的重视程度与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战略是很不匹配的。

　　长期以来，各地方以“企业收入高、研发投入高、产出效率高、技术水平高”等为标准筛选入围企业，将资金、设备等资源过多地配置给大型企业集团，使得从事高精尖领域创业创新的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未能得到包括资金、设备、市场资源等的有效支持。“抓大放小”思想的存在是高精尖产业至今未能形成企业梯次、未能形成集群优势的重要原因。

　　(五)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资本体系和规模

　　高精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基金引导以及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与十大高精尖产业几万亿的庞大体量相比，北京市现有公示的百亿级别高精尖产业基金规模仍然处于十分缺乏的状态。

　　首先，市场上的各类投资机构目前呈现出发展不均、整体回落的总体态势，而且未来3-　5年均不被业内人士看好。以人工智能为例，在全球技术领域蓬勃发展的同时，北京近两年资本市场的投资项目数量和金额却都呈现出大幅回落的趋势，缺乏政府引导、投资机构自身的不成熟以及缺乏创业积极性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其次，尚未形成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的有效结合，政府引导基金通常会对出资金额、投资决策、收益考核、投后管理等设置一系列的限制条件，此类举措即不利于发挥投资机构的专业优势，也未能起到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三，广大的高精尖创新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难”的问题，尤其是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创业型企业，成立时间短、抗风险能力弱、还未形成规模化的流水收入，很难提供抵押资产或各种担保，因此银行贷款基本申请不到。高精尖技术型企业的核心资产往往是企业拥有的硬软件技术而非固定资产，目前各大银行尚未建立起针对前瞻性技术、应用型产品的评估审核体系，此类业务尚未有效开展。

　　第四，初创型高精尖技术企业需要得到全方位的融资保障，以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为例，初创技术企业可以得到来自于投资机构、高校课题经费、政府专项基金、上市公司专项资金等多方面的种子资金支持，而我国目前在这几个方面都还处在初步尝试的阶段，资本结构、评估体系、容错机制等尚未形成，距离支撑高精尖产业蓬勃发展还有很大距离。

　　(六)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尚不能支撑高精尖产业的国际化定位

　　北京市科技服务业是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支撑产业，如果以占领全球科技制高点、形成国际化竞争力为目标，北京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尚未提供足够的支撑，孵化投资等功能仅局限在各别产业园区以及部分大型企业的范围内，广大高精尖创业型企业无人问津、大量民间孵化器的陆续关停成为制约高精尖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2018年以前的各类创业创新大赛，以及官方及民间组织举办的各种创业奖项为高精尖技术项目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平台，但随着近两年创业环境的逐步冷却、投资机构的不断退出、创业孵化器的陆续关停、二房东以及联合办公模式的发展停滞，高精尖技术企业所能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进而拓展市场、开展融资活动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而此类问题直接导致了高精尖领域创业者数量的锐减。

　　以地标性建筑海龙大厦为例，2015年底海龙大厦进行改造升级，希望发展成为集创业孵化、智能硬件等为一体的创新科技中心和共享经济中心。但是2017年开始，市场资本趋冷、创业企业大批破产、创业者入驻数量锐减，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供应链电商平台“硬蛋空间”等纷纷撤离，海龙大厦只得再次转变成为一个商业地产租赁公司，靠租金创造营收，目前仍有很高的闲置率。而且，位于海龙大厦附近的鼎好大厦、3W咖啡、车库咖啡等曾经的创业高地也已陆续退出了科技创业领域。

　　拓展北京市科技服务业范围，为高精尖技术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打造具有活力和动能的民间高精尖产业孵化器、引导投资机构健康发展仍是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过程亟需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七)传统大中型企业对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传统大中型企业普遍存在思维转变难、技术敏感性不足、机制不够灵活等问题，引入高精尖技术项目、与高精尖技术企业开展合作尚未成为促进传统企业转型、提升科技生产力的有效方式。

​大型国企央企具备充足的资金资源实力，如不积极开展高精尖技术项目引入、缺乏高精尖项目的孵化积极性，不仅仅延缓了自身的科技转型进度，对高精尖产业的长期发展也起不到带动和支撑作用。

　　2015年8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组建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投资及运营公司，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聚集和转型升级，但至今仍未能在机制和实施上取得重大的突破。

　　(八)高精尖产业引领全国科技创新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作用仍未充分体现

　　高精尖产业的推进对引领全国科技创新、落实京津冀协同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从发展现状来看，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的这两个作用仍未充分体现出来，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显不足。

　　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北京市高精尖产业不仅需要在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方面深化发展，同时更需要在整个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区域尺度上进行创新产业集群的布局与统筹。

　　四、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推进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鼓励高精尖技术突破及科研成果转化

　　组织产业链整体力量对具备全球领先性的高精尖技术开展攻关，以及建设完善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均需要推出更有力的政策法规予以保障和推动。

　　首先，解决技术“卡脖子”的问题需要组织全产业链的整体力量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及产业化。比如在集成电路的发展历史上，美国的“联合攻关计划”以及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都是在政府的组织和倡导下，集中包括材料、设备、备件、化学气体、制造、工艺、封装测试等全产业链上的各个机构协同合作进行研发攻关。北京市发展高精尖产业，需要有效调动全产业链的资源，推出配套政策开展持续的联合攻关，以此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

　　其次，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实质上是工业制造4.0体系的整体打造，而工业制造4.0的本质即是智能制造的产业化，同样需要政府组织出台整体性的政策体系，组织全产业链的力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各个领域的高精尖技术进行产业链级别的融合应用。

　　第三，积极推动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立项制度改革，将科研经费的一定比例，比如20%-30%用于产品应用型项目的研发立项，　在研发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市场的互动机制，以市场反馈信息调整改进产品应用，以销售资金回哺高精尖技术研发，在与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过程中探索并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

　　第四，借鉴国际先进模式，比如微软、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从校园创业进而发展成为国际企业巨头的经验，可优选几所掌握高精尖技术并且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创办校内高精尖技术领域创业孵化器，成立以高校科研经费、校友捐款、企业专项资金为一体的种子基金，为创业小组和项目提供以产品研发、DEMO打造、市场测试为目的的资金支持，逐步形成校园创业文化，推动高精尖产业基础力量的构建。

　　(二)以政策推动构建高精尖产业所需的多层次资本平台

　　围绕高精尖产业布局，需要构建社会资本以及银行资金共同参与的多层次资本体系，即需要以灵活、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高精尖领域专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更需要推动银行资金使用模式的创新。

　　首先，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发挥市场资本的自身动能，设立由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多支高精尖产业专项基金。同时，进一步定义母基金与子基金的关系及功能，放宽例如一票否决制、资金使用方式、风险考核指标等一系列限制措施，逐步形成投资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能力，政府加强监督管理的良好格局。

　　其次，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鼓励银行设立高精尖创新型企业贷款，不以企业的收入规模以及抵押物作为评估依据，组织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团队对高精尖申报项目进行审核，以此作为依据对企业发放一定额度的信用贷款。同时，要注意形成一套有效的容错转化机制，采取项目合并、企业收并购、上市公司联合孵化等机制积极降低投入风险。

　　第三，鼓励银行积极开展高精尖技术产品“供应链融资”项目，以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待生产销售的产品作为融资评估依据，为企业发放一定额度的产品生产制造资金，在企业回款困难的时候可以产品拍卖等方式进行资金的回收。在此基础之上，未来可更进一步考虑成立中小企业银行或中小企业资金库等机构，更有力的支持高精尖产业持续发展。

　　(三)全力打造支撑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北京市科技服务业

　　围绕高精尖产业的规模化布局以及国际领先的战略定位，北京市科技服务业需要更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

　　首先，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搭建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平台，围绕市场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以及资本合作，在产学研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促进科研单位技术成果与企业市场能力的充分结合。

　　其次，组织务实且高效的资本对接交流平台，为广大高精尖技术项目提供创业辅导、资本知识普及、项目路演活动等服务。同时，联合民间孵化器以及公共传媒，共同设立高精尖领域创业创新奖项，为具备国际领先性、市场前瞻性的优质创业项目提供宣传展示的舞台。

　　第三，可筛选一批海外华人科研工作者以及高精尖领域创业学子的优质项目回国发展，为此类项目提供包括资金支持、人才引入等的一系列创新政策保障，以此在海外华人创业群体中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四)构建“三链融合”的高精尖产业孵化运营平台

　　“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三链融合是高精尖产业带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路径，发展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精尖产业集群，是一项打造“三链融合”产业共生系统的综合工程，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引导作用，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各个民间孵化组织积极参与，共建以“政产学研一体化”为标志的高精尖产业孵化平台。

　　政策体系需要为这一类具备孵化功能的平台企业提供登记公示、宣传推广、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服务，促使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孵化组织蓬勃发展，进而才可形成服务于高精尖领域中小企业的支持力量。

　　(五)“三城一区”的高精尖产业布局需要着力构建高精尖企业梯次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60%以上的科技进步和应用型产品出口是由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所取得，尤其是在高精尖产业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各个领域，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优势更为明显。

　　建议在“三城一区”的范围内设立高精尖领域中小企业孵化区域，区别于以往审核企业年度收入、研发投入比例、创造经济效益指标等做法，组织专家团队对项目的国际领先性以及发展前景进行评估，以此作为入驻标准为企业提供减免办公房租、技术人才工资补贴、产品测试平台使用、投融资服务等全方位的创业孵化服务。

　　同时，在“三城一区”范围内成立多支高精尖创新企业扶持基金，避免以往“抓大放小”的思想，以市场为导向引入专业投资机构和基金经理人进行管理和运营，为高精尖领域创业项目提供评估、投资、运营、上市、收并购等一系列的专业服务。

　　(六)促进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发挥传统大中型企业作用

　　产业融合发展是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之上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同时也是打破原有产业或企业间壁垒，以提高产业附加值，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目标的资源再分配的过程。

　　十四五时期，在大型国企央企内部搭建高精尖产业技术孵化平台，与科研机构、高精尖技术企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是促进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同时，应当灵活开展企业收并购业务，逐步向市场开放央企国企所拥有的资本平台，形成良好的资本投入和产出机制，这样既能有效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行业领导作用，又能够为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提供长期有力的资金保障。

　　(七)合理布局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引领全国科技创新

　　十四五时期，要考虑将更多的资源、资金、人才投入到高精尖技术应用领域而非高精尖产品制造领域，更强调高精尖技术企业的孵化而非高精尖产品制造体系的建设，“三城一区”的发展建设更需要着力打造以软实力为主的国际竞争力。

　　在确立北京科技示范效应的同时，需要有计划的将各个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生产制造、网络营销、工程实施等功能向京津冀进行梯次布局，以及与全国其他区域开展大范围合作，此举措即能够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同时又可引领全国的科技创新。

来源：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