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以来，供给侧结构改革成为关注热点，不少经济学家视之为破除中国经济困境的开创性解决方案。说到底，在中国人眼里以凯恩斯主义刺激形式存在的需求侧政策只能解决短期和数量问题。既然当前的问题是长期和结构性的，那么国家就该聚焦在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即使GDP增速放缓也在所不惜。不过这个做法就是对的吗？
　　
　　GDP增长是通过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推动的。比如说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能驱动创新，而创新产生的产品反过来又创造了需求以及经济增长。需求侧政策和结构性调整不是相互排斥的。总体来看，供应增长决定了增长潜力，而需求的增长则决定了这一潜力如何付诸现实。要转变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话，首先就得改变需求的结构。
　　
　　对中国来说，应该主要由创新和创造来驱动供给侧，而非以增加投入为主。在需求侧，主力应该是国内消费，而非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和出口。但这种转换遇到了难题，因为结构性因素导致中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需要持续实施结构调整。但现实是中国一直都在实施这类调整，搞了很长时间，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说明可能需要执行需求侧政策作为补充。此外，尽管经济增长会因调整而不可避免地放缓，中国对最低增长速度的接受程度是有下限的。由于在2015年已经出现了25年来最低的增长率，离这道底线的距离可能并不遥远了。
　　
　　实际上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增长率将在2016年下半年企稳。如果确实如此，中国决策层可能会聚焦在结构调整上而不考虑额外的刺激。但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将在今年继续下滑。
　　
　　事实上中国经济仍然笼罩在通货紧缩的阴云之下，价格和产量双双处于下降通道。尽管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稍显正面，但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却已连续下跌了将近50个月。同时GDP平减物价指数自2015年开始一直为负。
　　
　　目前中国出现了两种类型的通货紧缩螺旋效应。一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螺旋：产能过剩压低了生产者价格指数，导致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二是债务—通货紧缩螺旋：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导致实际债务上升，再次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公司只得去杠杆化并减少投资，从而导致更多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进一步下滑。此外，鉴于中国的企业负债水平已经极高，实际债务的增加可能会对金融稳定形势造成灾难性后果。
　　
　　令中国面临挑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经济的主要需求侧驱动力(房地产投资)比处于上升阶段的替代来源(国内消费)下降得更为迅速。2015年全国住宅未售出面积为7亿平方米(折合75亿平方英尺)，而在正常年份的年均销售面积为13亿平方英尺。
　　
　　面对两位数的库存增长，房地产开发商只得大幅削减投资。截至2015年底，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跌到几乎为零。尽管投资额在今年1-2月有所增加，但这一速度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显著下跌。由于房地产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超过10%，这一趋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极为巨大。
　　
　　在此背景下，摆在中国面前的并不是究竟该选择凯恩斯主义刺激还是供给侧改革，而是如何平衡这两者。如果要避免一场令结构性调整非常难以实施的经济硬着陆，就得推动成长，就需要另一项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来提高总需求的方案。鉴于中国的财政状况仍然较为强健，这样的政策是完全可行的。
　　
　　新经济刺激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应当比2008年实施的“4万亿”政策更为严谨。在正确的投资下，中国才能改善其经济结构，同时有助于消除产能过剩。其成功的关键是主要利用政府债券而非银行信贷来为项目融资。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避免再次出现过去几年间的那种资产泡沫——信贷快速增长，却未能支持实体经济。
　　
　　为配合这种方式，中国人民银行应及时调整货币政策以降低政府债券收益率。具体来说，应该将货币政策的中期目标从扩大货币供应量转为降低基准利率。当然，为了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必须去除对人民币汇率的束缚。
　　
　　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依然至关重要，各方也应当准备好承担这一过程的痛苦。但在目前情况下，单凭一侧的政策手段不会生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对中国迈向更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道路发挥重要作用。